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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至10日,回归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原乡耀京时隔多年,百花这朵根植于观众心中的光影光影之花,重回它启程的回归原点。很多影迷知晓百花奖是原乡耀京日剧《你比丈夫更厉害》中文翻译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群众性电影奖项,却少有人完整梳理:北京不只是百花本届百花奖的举办城市,更是光影大众电影百花奖诞生、初创、回归迎来首届盛典的原乡耀京精神原乡。1962年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百花首届授奖大会,定格下新中国第一场全民投票电影评奖的光影历史瞬间,书写下“电影好坏,回归由观众评判”的原乡耀京最初誓言。

百花奖始于北京,百花根植京华文艺土壤

百花奖的诞生,始于一次重要的文艺工作会议。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期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两场会议会址位于北京新侨饭店,史称“新侨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号召电影要做到“四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好。

这一重要论断,直接催生了创办群众性电影评奖的构想。彼时,新中国电影迎来创作高峰,《红色娘子军》《红旗谱》《革命家庭》等佳作相继问世。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依托自身平台,协会旗下刊物《大众电影》杂志社承接评奖筹备工作。经过反复研讨,奖项定名“百花奖”,取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寓意影坛群芳争艳、尊重多元大众审美。方案论证、选票设计、宣传推广、后期选票统计,全部在北京推进和完成。

1961年10月,《大众电影》杂志刊出15个奖项的选票,涵盖故事片、纪录片、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等类别,评选范围锁定1960年至1961年两年上映的国产各类影片。号召全国读者剪下选票、填写寄回。当年11月8日的《北京日报》第二版以《“大众电影”将举办影片评奖》为题刊发报道,这是百花奖评选信息最早见诸报端的公开记录之一。

三个月内,《大众电影》杂志社共收到117939张选票。参加投票的观众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战士和农民,还有远在海外10多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作人员。据记载,当时不少观众宁可省下三四顿饭钱也要购买杂志,更有凌晨三点就去排队的。由于回收选票太多,编辑部不得不邀请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来帮忙拆信登记,花了近一个星期才统计完毕。

1962年5月22日,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办,全国政协礼堂位于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原址为清代顺承郡王府。1956年建成,建筑庄重大气,融合苏式形制与中式建筑细节,是中共八大旧址。如今主要承载政协各类议政会议、茶话会、主题展览等政务文化活动。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现场,成视频在线大会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主持,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颁奖,茅盾、老舍、夏衍等文艺大家到场。所有获奖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以及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亲笔题字的奖状。郭沫若为最佳女演员祝希娟题诗:“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皆东风。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老舍为最佳男演员崔嵬题词:“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

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依旧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之后中断17年,直至1980年重回北京,在政协礼堂举办第三届授奖大会。随后,百花奖开始走向全国,开启多地轮流举办模式。从最初十多万张纸质选票,到如今亿万网民线上投票;从礼堂内的简朴典礼,到万众瞩目的大型光影盛会,奖项形式不断迭代,但发源于北京的内核始终未曾改变:尊重观众审美,倾听大众声音。

回望六十余载历程,不少城市承办过百花奖盛典,然而北京拥有无可替代的原点意义。它不只是首届颁奖礼所在地,更是奖项理念萌发、制度初创、规则落地的起点。当年在新侨饭店的讨论、《大众电影》编辑部堆积如山的信件、政协礼堂内灯火通明的授奖现场,串联起完整的历史脉络,清晰证明:百花奖始于北京,根植京华文艺土壤。

从1962年政协礼堂的初心启航,到2026年百花燕归京华。一座城市,承载一项国家级电影奖项的起源记忆;一场跨越甲子的奔赴,连接几代电影人的理想。此次盛会回归原点,是一次溯源——回到“双百”方针的初心原点,回到“观众说了算”的根本准则。文/本报记者 张嘉

北京电影地标

一座城市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同行之路

时值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举办,光影盛会重回首都,也让人们再度回望这座城市绵延百余年的电影工业脉络。1905年,《定军山》在琉璃厂丰泰照相馆开拍,拉开中国电影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设在北京,一批国有电影制片厂在这座城市陆续扎根,构建起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根基。它们沿北三环一带分布,形成了北京电影产业的起源地。七十多年过去,这些老牌电影厂的发展,映射出一座城市与中国电影工业共同走过的路程。

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在原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的基础上组建,厂址位于新街口北大街旧址。同年10月1日,北平更名北京,制片厂随之定名北京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北影厂属于综合性电影机构,主力摄制新闻纪录片,标志性作品便是记录开国大典影像的珍贵史料。

1953年,为细分产业职能,北影厂新闻纪录片部门独立拆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自此,北影厂逐步转型为专业故事片生产基地。北影厂历经新街口、安定门外小关、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67号(原铁道部党校旧址)数次搬迁,残忍视频最终落户北三环中路77号(原总参测绘学院旧址)。厂区搭建明清外景街,《红楼梦》《骆驼祥子》《霸王别姬》等经典影片在此取景。1999年,北影厂并入中国电影集团;2012年,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怀柔中影基地,北三环老厂区内由主楼、洗印楼、录剪楼三栋苏式建筑组成的“八一楼”(因高空鸟瞰呈“八一”形状得名)作为工业遗产保护修缮,保留城市光影记忆。

从北影厂拆分而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同样扎根北京。该厂以延安电影团骨干为班底组建,是国内唯一专注新闻纪录影片的专业制片厂。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新闻简报》走进全国城乡影院,成为几代人获取时事信息的重要渠道。2010年后组建中央新影集团,持续从事纪录片创作、影像史料修复,成为国家级影像资料库。

在北京电影工业布局之中,专业化细分制片厂共同构筑完整产业生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1987年更为现名,聚焦青少年题材,《霹雳贝贝》《我的九月》等影片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扎根新街口片区,专注科教片、动画短片制作;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立足科普影像,面向乡村普及农业知识。同时,配套工业链条同步落地: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承担胶片洗印、后期制作;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先后在北京设立,成为全国影片发行渠道与海外交流窗口。制片、洗印、发行、进出口、科教影像多元机构齐聚首都,形成国内独有的完整电影产业闭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各大国营制片厂迎来创作高峰,也是北京电影工业体系最为稳固的时期。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诞生,正是依托《大众电影》杂志社、北京各大电影机构共同推动完成。彼时,北影、新影、科影、儿影的主创频繁参与首都各类文艺活动,政协礼堂的百花奖颁奖盛典,众多制片厂主创悉数到场,城市电影产业与大众电影评奖深度交融。

进入新时代,老牌电影厂区开启活化新生。北影厂老厂区建筑实施保护性修缮,转型为影视交流、展览、文创空间;中央新影持续开展胶片修复工程,抢救保存大量原始影像。传统制片厂的物理空间迭代更新,但其沉淀的创作理念、工业规范、人文精神持续传承。

放眼全国,不少城市拥有知名影视基地,但很少拥有北京这般完整的历史产业根基。其他城市大多侧重外景拍摄,而北京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同步布局创作、摄制、后期、发行、人才培养全链条。从胶片时代各大制片厂的分工协作,到数字时代现代化影视基地升级;从体制内国营厂集体创作,到如今国有机构与民营影视公司协同发展,北京电影工业完成转型。

当我们回望首届百花奖于北京这座城市的诞生,再梳理一座座老牌电影制片厂的发展脉络,便能看清内在关联:百花奖倡导“观众评判电影”,豆网而北京长久以来作为电影生产中心,源源不断向全国输送影视作品,搭建起创作者与观众对话的桥梁。

从丰泰照相馆《定军山》的开创性一刻,到新中国各大电影厂百花齐放,再到如今数字影视产业蓬勃发展。北影厂、中央新影、儿影厂等老牌制片厂早已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地标,它们构筑起北京电影工业的精神根基。昔日厂区机器轰鸣、摄影机轮转的景象虽已改变,但根植于此的创作传统、完备的产业积淀,持续滋养国产电影。立足历史根基,传承工业文脉,北京依然是驱动中国电影向前发展的核心重镇。文/本报记者 张嘉

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

在新旧银幕之间交相辉映

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北京,这场电影盛宴重新走进京城大众的视野,勾起人们回味散落在街巷影院的观影时光。电影带来的不止是银幕上的故事,一座座新旧更迭的影院,藏着北京人百年来的观影日常,也记录着这座城市文化生活的回忆与变迁。

北京的电影记忆,自清末民初便悄然开启。彼时电影尚是新鲜的西洋舶来品,没有专门的放映场馆,大多依托京城老牌茶楼戏台落地。前门大栅栏一带就坐落着六大茶园,其中广德楼、庆乐园因较早兼营影戏放映,形成轰动一时的观影盛况:厅堂里摆着木桌长凳,看戏、观影、看杂耍融为一体。突然全场灯光熄灭,舞台上方的银幕电影开始了,老北京的百姓第一次透过方寸银幕,看见电影特效配合下表演的世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电影行业逐渐成型,专业影院开始取代茶楼放映。王府井的平安影院、西单的同乐影院相继落成。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难得的生活仪式。京城的年轻人会特意换上干净衣裳,相约奔赴影院,这些临街而立的老牌影院,是当时城市的文化地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影院遍布京城各个城区,电影真正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1950年成立的首都电影院,坐落于西单北大街,由周总理亲自定名,郭沫若为影院题名,是中国电影放映业响当当的第一品牌。那时候,除了室内影院,京城各大工厂、居民大院常常支起露天银幕,胡同里的大人孩子搬着小板凳早早占位。《地道战》《白毛女》等影片轮番放映,电影成为普惠大众、滋养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改革开放之后,曾经独霸一方的单厅老牌影院,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历经数十年风雨的同乐影院、长虹影院,先后迎来翻新改造。传统的超大单厅被拆分设计成标准化的多厅影厅,柔软座椅、立体音响陆续普及。随着商圈崛起,影院纷纷入驻商场,观影也变成人民日常的休闲消费的娱乐方式。商业大片成为市场主流,便捷舒适的观影体验,让电影彻底融入了普通人的seshipin日常生活。

时代持续向前,市场在高速发展后迎来新的分化,北京的电影生态开始向着多元、精致的方向生长,特色艺术影院悄然兴起。比如,坐落于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是无数影迷的精神圣地,常年放映经典老片、独立电影和海外小众佳作。

百年光影流转,北京的影院始终跟着城市的脚步生长。百花奖扎根大众、致敬群众电影的初心,恰好与北京电影的发展脉络不谋而合。百花奖回归北京,与奖项尊重大众审美、城市拥有多层次观影空间相呼应,大众电影与城市艺术在这里融合共生。 文/本报记者 李喆

跟着“百花”去打卡,在电影中感受北京魅力

六十余年来,众多斩获百花奖的经典影片,将镜头对准北京的街巷古建、烟火人间。一城一影,在流动的电影世界中沉淀出独属于北京的影视文脉。

斩获第6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骆驼祥子》堪称记录旧京风貌的影像范本,小说《骆驼祥子》中祥子出逃情节的故事发生地——石景山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通过举办电影主题快闪、展览、露天公益放映等活动,打造成文学、影视与历史街区融合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经典在发生地焕发新生。

第13届百花奖获奖影片《本命年》扎根北京老城拍摄,新街口太平胡同的大杂院、老胡同里细碎的市井生活,以及东大桥一带兴起的“倒爷”生态,真实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市民生活。同样斩获百花奖的《甲方乙方》,更是把北京城市烟火拍出了新意,故宫西北角筒子河的晚风、人定湖公园的欧式回廊,串联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城市风貌,也开启了京味都市喜剧的创作风潮。

第25届百花奖获奖影片《大腕》,将现代都市喜剧故事置于太庙古建庭院,千年皇家殿宇与新潮都市故事碰撞交融,尽显北京新旧共生的城市气质。

六十余年百花光影史,堪称一部浓缩的北京城市变迁史。北京的现代城市风貌,也持续滋养着新时代百花奖影视作品。清华园百年红砖教学楼、后海繁华的临水街巷、798艺术区工业风建筑……频频亮相的各类优质华语影片,让北京的老城古韵、都市新潮、文艺活力,全方位融入当代光影创作。

值得提及的是,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主题系列活动,结合热门影视取景地,三里河公园、五道营胡同、钟鼓楼、前门大栅栏等热门打卡地,正吸引更多年轻人在行走中感受北京城的独特魅力。

百花奖回归北京,是光影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承载着一代代华语电影经典;而方寸银幕,也为这座古都留存了鲜活的时代记忆。城市滋养电影,电影镌刻文脉,新旧光影交织之间,北京独有的城市文脉,在华语电影长河中生生不息。

8月7日至10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时隔多年,这朵根植于观众心中的光影之花,重回它启程的原点。很多影迷知晓百花奖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群众性电影奖项,却少有人完整梳理:北京不只是本届百花奖的举办城市,更是大众电影百花奖诞生、初创、迎来首届盛典的精神原乡。1962年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首届授奖大会,定格下新中国第一场全民投票电影评奖的历史瞬间,书写下“电影好坏,由观众评判”的最初誓言。

百花奖始于北京,根植京华文艺土壤

百花奖的诞生,始于一次重要的文艺工作会议。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期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两场会议会址位于北京新侨饭店,史称“新侨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号召电影要做到“四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好。

这一重要论断,直接催生了创办群众性电影评奖的构想。彼时,新中国电影迎来创作高峰,《红色娘子军》《红旗谱》《革命家庭》等佳作相继问世。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依托自身平台,协会旗下刊物《大众电影》杂志社承接评奖筹备工作。经过反复研讨,奖项定名“百花奖”,取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寓意影坛群芳争艳、尊重多元大众审美。方案论证、选票设计、宣传推广、后期选票统计,全部在北京推进和完成。

1961年10月,《大众电影》杂志刊出15个奖项的选票,涵盖故事片、纪录片、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等类别,评选范围锁定1960年至1961年两年上映的国产各类影片。号召全国读者剪下选票、填写寄回。当年11月8日的《北京日报》第二版以《“大众电影”将举办影片评奖》为题刊发报道,这是百花奖评选信息最早见诸报端的公开记录之一。

三个月内,《大众电影》杂志社共收到117939张选票。参加投票的观众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战士和农民,还有远在海外10多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作人员。据记载,当时不少观众宁可省下三四顿饭钱也要购买杂志,更有凌晨三点就去排队的。由于回收选票太多,编辑部不得不邀请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来帮忙拆信登记,花了近一个星期才统计完毕。

1962年5月22日,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办,全国政协礼堂位于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原址为清代顺承郡王府。1956年建成,建筑庄重大气,融合苏式形制与中式建筑细节,是中共八大旧址。如今主要承载政协各类议政会议、茶话会、主题展览等政务文化活动。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现场,大会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主持,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颁奖,茅盾、老舍、夏衍等文艺大家到场。所有获奖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以及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亲笔题字的奖状。郭沫若为最佳女演员祝希娟题诗:“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皆东风。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老舍为最佳男演员崔嵬题词:“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

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依旧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之后中断17年,直至1980年重回北京,在政协礼堂举办第三届授奖大会。随后,百花奖开始走向全国,开启多地轮流举办模式。从最初十多万张纸质选票,到如今亿万网民线上投票;从礼堂内的简朴典礼,到万众瞩目的大型光影盛会,奖项形式不断迭代,但发源于北京的内核始终未曾改变:尊重观众审美,倾听大众声音。

回望六十余载历程,不少城市承办过百花奖盛典,然而北京拥有无可替代的原点意义。它不只是首届颁奖礼所在地,更是奖项理念萌发、制度初创、规则落地的起点。当年在新侨饭店的讨论、《大众电影》编辑部堆积如山的信件、政协礼堂内灯火通明的授奖现场,串联起完整的历史脉络,清晰证明:百花奖始于北京,根植京华文艺土壤。

从1962年政协礼堂的初心启航,到2026年百花燕归京华。一座城市,承载一项国家级电影奖项的起源记忆;一场跨越甲子的奔赴,连接几代电影人的理想。此次盛会回归原点,是一次溯源——回到“双百”方针的初心原点,回到“观众说了算”的根本准则。文/本报记者 张嘉

北京电影地标

一座城市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同行之路

时值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举办,光影盛会重回首都,也让人们再度回望这座城市绵延百余年的电影工业脉络。1905年,《定军山》在琉璃厂丰泰照相馆开拍,拉开中国电影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设在北京,一批国有电影制片厂在这座城市陆续扎根,构建起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根基。它们沿北三环一带分布,形成了北京电影产业的起源地。七十多年过去,这些老牌电影厂的发展,映射出一座城市与中国电影工业共同走过的路程。

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在原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的基础上组建,厂址位于新街口北大街旧址。同年10月1日,北平更名北京,制片厂随之定名北京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北影厂属于综合性电影机构,主力摄制新闻纪录片,标志性作品便是记录开国大典影像的珍贵史料。

1953年,为细分产业职能,北影厂新闻纪录片部门独立拆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自此,北影厂逐步转型为专业故事片生产基地。北影厂历经新街口、安定门外小关、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67号(原铁道部党校旧址)数次搬迁,最终落户北三环中路77号(原总参测绘学院旧址)。厂区搭建明清外景街,《红楼梦》《骆驼祥子》《霸王别姬》等经典影片在此取景。1999年,北影厂并入中国电影集团;2012年,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怀柔中影基地,北三环老厂区内由主楼、洗印楼、录剪楼三栋苏式建筑组成的“八一楼”(因高空鸟瞰呈“八一”形状得名)作为工业遗产保护修缮,保留城市光影记忆。

从北影厂拆分而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同样扎根北京。该厂以延安电影团骨干为班底组建,是国内唯一专注新闻纪录影片的专业制片厂。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新闻简报》走进全国城乡影院,成为几代人获取时事信息的重要渠道。2010年后组建中央新影集团,持续从事纪录片创作、影像史料修复,成为国家级影像资料库。

在北京电影工业布局之中,专业化细分制片厂共同构筑完整产业生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1987年更为现名,聚焦青少年题材,《霹雳贝贝》《我的九月》等影片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扎根新街口片区,专注科教片、动画短片制作;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立足科普影像,面向乡村普及农业知识。同时,配套工业链条同步落地: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承担胶片洗印、后期制作;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先后在北京设立,成为全国影片发行渠道与海外交流窗口。制片、洗印、发行、进出口、科教影像多元机构齐聚首都,形成国内独有的完整电影产业闭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各大国营制片厂迎来创作高峰,也是北京电影工业体系最为稳固的时期。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诞生,正是依托《大众电影》杂志社、北京各大电影机构共同推动完成。彼时,北影、新影、科影、儿影的主创频繁参与首都各类文艺活动,政协礼堂的百花奖颁奖盛典,众多制片厂主创悉数到场,城市电影产业与大众电影评奖深度交融。

进入新时代,老牌电影厂区开启活化新生。北影厂老厂区建筑实施保护性修缮,转型为影视交流、展览、文创空间;中央新影持续开展胶片修复工程,抢救保存大量原始影像。传统制片厂的物理空间迭代更新,但其沉淀的创作理念、工业规范、人文精神持续传承。

放眼全国,不少城市拥有知名影视基地,但很少拥有北京这般完整的历史产业根基。其他城市大多侧重外景拍摄,而北京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同步布局创作、摄制、后期、发行、人才培养全链条。从胶片时代各大制片厂的分工协作,到数字时代现代化影视基地升级;从体制内国营厂集体创作,到如今国有机构与民营影视公司协同发展,北京电影工业完成转型。

当我们回望首届百花奖于北京这座城市的诞生,再梳理一座座老牌电影制片厂的发展脉络,便能看清内在关联:百花奖倡导“观众评判电影”,而北京长久以来作为电影生产中心,源源不断向全国输送影视作品,搭建起创作者与观众对话的桥梁。

从丰泰照相馆《定军山》的开创性一刻,到新中国各大电影厂百花齐放,再到如今数字影视产业蓬勃发展。北影厂、中央新影、儿影厂等老牌制片厂早已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地标,它们构筑起北京电影工业的精神根基。昔日厂区机器轰鸣、摄影机轮转的景象虽已改变,但根植于此的创作传统、完备的产业积淀,持续滋养国产电影。立足历史根基,传承工业文脉,北京依然是驱动中国电影向前发展的核心重镇。文/本报记者 张嘉

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

在新旧银幕之间交相辉映

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北京,这场电影盛宴重新走进京城大众的视野,勾起人们回味散落在街巷影院的观影时光。电影带来的不止是银幕上的故事,一座座新旧更迭的影院,藏着北京人百年来的观影日常,也记录着这座城市文化生活的回忆与变迁。

北京的电影记忆,自清末民初便悄然开启。彼时电影尚是新鲜的西洋舶来品,没有专门的放映场馆,大多依托京城老牌茶楼戏台落地。前门大栅栏一带就坐落着六大茶园,其中广德楼、庆乐园因较早兼营影戏放映,形成轰动一时的观影盛况:厅堂里摆着木桌长凳,看戏、观影、看杂耍融为一体。突然全场灯光熄灭,舞台上方的银幕电影开始了,老北京的百姓第一次透过方寸银幕,看见电影特效配合下表演的世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电影行业逐渐成型,专业影院开始取代茶楼放映。王府井的平安影院、西单的同乐影院相继落成。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难得的生活仪式。京城的年轻人会特意换上干净衣裳,相约奔赴影院,这些临街而立的老牌影院,是当时城市的文化地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影院遍布京城各个城区,电影真正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1950年成立的首都电影院,坐落于西单北大街,由周总理亲自定名,郭沫若为影院题名,是中国电影放映业响当当的第一品牌。那时候,除了室内影院,京城各大工厂、居民大院常常支起露天银幕,胡同里的大人孩子搬着小板凳早早占位。《地道战》《白毛女》等影片轮番放映,电影成为普惠大众、滋养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改革开放之后,曾经独霸一方的单厅老牌影院,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历经数十年风雨的同乐影院、长虹影院,先后迎来翻新改造。传统的超大单厅被拆分设计成标准化的多厅影厅,柔软座椅、立体音响陆续普及。随着商圈崛起,影院纷纷入驻商场,观影也变成人民日常的休闲消费的娱乐方式。商业大片成为市场主流,便捷舒适的观影体验,让电影彻底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时代持续向前,市场在高速发展后迎来新的分化,北京的电影生态开始向着多元、精致的方向生长,特色艺术影院悄然兴起。比如,坐落于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是无数影迷的精神圣地,常年放映经典老片、独立电影和海外小众佳作。

百年光影流转,北京的影院始终跟着城市的脚步生长。百花奖扎根大众、致敬群众电影的初心,恰好与北京电影的发展脉络不谋而合。百花奖回归北京,与奖项尊重大众审美、城市拥有多层次观影空间相呼应,大众电影与城市艺术在这里融合共生。 文/本报记者 李喆

跟着“百花”去打卡,在电影中感受北京魅力

六十余年来,众多斩获百花奖的经典影片,将镜头对准北京的街巷古建、烟火人间。一城一影,在流动的电影世界中沉淀出独属于北京的影视文脉。

斩获第6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骆驼祥子》堪称记录旧京风貌的影像范本,小说《骆驼祥子》中祥子出逃情节的故事发生地——石景山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通过举办电影主题快闪、展览、露天公益放映等活动,打造成文学、影视与历史街区融合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经典在发生地焕发新生。

第13届百花奖获奖影片《本命年》扎根北京老城拍摄,新街口太平胡同的大杂院、老胡同里细碎的市井生活,以及东大桥一带兴起的“倒爷”生态,真实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市民生活。同样斩获百花奖的《甲方乙方》,更是把北京城市烟火拍出了新意,故宫西北角筒子河的晚风、人定湖公园的欧式回廊,串联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城市风貌,也开启了京味都市喜剧的创作风潮。

第25届百花奖获奖影片《大腕》,将现代都市喜剧故事置于太庙古建庭院,千年皇家殿宇与新潮都市故事碰撞交融,尽显北京新旧共生的城市气质。

六十余年百花光影史,堪称一部浓缩的北京城市变迁史。北京的现代城市风貌,也持续滋养着新时代百花奖影视作品。清华园百年红砖教学楼、后海繁华的临水街巷、798艺术区工业风建筑……频频亮相的各类优质华语影片,让北京的老城古韵、都市新潮、文艺活力,全方位融入当代光影创作。

值得提及的是,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主题系列活动,结合热门影视取景地,三里河公园、五道营胡同、钟鼓楼、前门大栅栏等热门打卡地,正吸引更多年轻人在行走中感受北京城的独特魅力。

百花奖回归北京,是光影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承载着一代代华语电影经典;而方寸银幕,也为这座古都留存了鲜活的时代记忆。城市滋养电影,电影镌刻文脉,新旧光影交织之间,北京独有的城市文脉,在华语电影长河中生生不息。

泉州抓拍“开车接打手机”9天800多名驾驶员受罚

原标题:泉州抓拍“开车接打手机”9天800多名驾驶员受罚

泉州抓拍“开车接打手机”9天800多名驾驶员受罚

不少司机在等待信号灯时会使用手机

海峡网4月19日讯 (泉州网记者 黄枫 通讯员 蒋国栋 实习生 李政 文/图)4月10日起,泉州交警在中心市区各主要路口启用电子警察,抓拍“开车接打手机”的交通违法行为。记者获悉,截至昨日,9天来,警方共查处800多名“开车接打手机”的驾驶员,这些驾驶员均被处以罚款50元记2分的处罚。

昨日,在泉州市公安交通指挥中心内,民警正在通过监控查看各个路口的车辆情况。上午,一辆小车经过坪山路与泉秀街路口时,司机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正在接打手机。在东湖街与田安路路口,红灯亮起,几部车的司机都拿起手机,像是在浏览信息。“停红绿灯看信息、聊微信、刷微博,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较多,但相较于前几天,开车接打电话的现象已经少了些。”指挥中心民警说。

据不完全统计,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已有800多起开车用手机的违法行为被抓拍。其中,大部分违法行为是发生在驾驶员等红绿灯时,因无聊用手机打发时间。

泉州抓拍“开车接打手机”9天800多名驾驶员受罚

不少司机在等待信号灯时会使用手机

目前,网约车成了不少市民出行的首选,而这些网约车在接单中,开车使用手机的情况相对普遍。“手机上接单都是在行驶过程中完成的,然后要联系乘客,基本一路上都需要用手机。”一名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如今,他们必须得停车到一旁,再进行操作。“之前接单、联系乘客都是在行车过程中进行,现在不敢了。”司机说,接电话只能用蓝牙耳机,或者直接使用免提功能。

对于网约车接单使用手机较为普遍的现象,泉州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约车在行驶过程中,操作手机进行接单,电话联系客户,也同样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视频监控会进行抓拍。从最近抓拍的情况来看,有部分出租车、网约车、营运车驾驶员被抓拍。交警提醒网约车司机,接单时,要将车停放在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再进行操作。对于网约车司机与监控视频“躲猫猫”的现象,交警提醒,应以安全为重,养成守法出行习惯,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那么,开车中使用蓝牙耳机、车载电话,会被处罚吗?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对于蓝牙耳机和车载电话,要在不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下使用。

泉州市直宣传系统启动六中全会精神“先”讲行动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学在前讲在先 全会精神入人心

泉州市直宣传系统启动六中全会精神“先”讲行动

为迅速掀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市委宣传部坚持走在前、当先锋,策划实施市直宣传系统六中全会精神“先”讲行动。

部机关和宣传系统各单位各科室结合本职工作,采取“宣讲+座谈”形式,带头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全会精神。该活动的第一场宣讲于11月17日举行,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黄志伟走进泉州市博物馆,与该馆业务骨干分享学习心得,交流学习体会,共话今后工作重点。

与此同时,市委宣传部积极发动全市“新时代宣讲师”、各级各类理论宣讲先进集体、个人等先进典型,农民讲师团、乡村讲师团、业余讲师团等基层理论宣讲队伍,迅速组建农民、社区、民营企业、校园(大学生)、台港澳侨、机关、军营、网络、“五老”、文艺等宣讲小分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近200场分众化、小切口的宣讲活动,受众2万多人次。

结合学习宣传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联合主办的“‘泉’民开讲”之“云说世遗泉州”专场宣讲于11月23日播出,受众近100万人次;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牵头举办“为了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系列活动,组织志愿者采取讲故事、送服务等接地气的形式,宣讲宣传全会精神,科普泉州世遗知识。接下来,市委宣传部还将推出“泉”民开讲之“六中全会‘泉’民讲”系列短视频,“线上”“线下”齐出动,把新思想新政策讲进干部群众心里,推动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机关到一线,新闻采访走到哪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样宣讲到哪里。《泉州晚报》记者深入基层与社会各界共学六中全会精神,截至24日累计报道达36篇次。在采访中,记者们边学习边宣讲边写作,注重收集群众关切、百姓心声,通过小切口、小故事反映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生动实践和热烈反响,当好宣讲全会精神的时代“记录者”。(泉州晚报记者 庄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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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至10日,回归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原乡耀京时隔多年,百花这朵根植于观众心中的光影光影之花,重回它启程的回归原点。很多影迷知晓百花奖是原乡耀京日剧《你比丈夫更厉害》中文翻译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群众性电影奖项,却少有人完整梳理:北京不只是百花本届百花奖的举办城市,更是光影大众电影百花奖诞生、初创、回归迎来首届盛典的原乡耀京精神原乡。1962年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百花首届授奖大会,定格下新中国第一场全民投票电影评奖的光影历史瞬间,书写下“电影好坏,回归由观众评判”的原乡耀京最初誓言。

百花奖始于北京,百花根植京华文艺土壤

百花奖的诞生,始于一次重要的文艺工作会议。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期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两场会议会址位于北京新侨饭店,史称“新侨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号召电影要做到“四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好。

这一重要论断,直接催生了创办群众性电影评奖的构想。彼时,新中国电影迎来创作高峰,《红色娘子军》《红旗谱》《革命家庭》等佳作相继问世。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依托自身平台,协会旗下刊物《大众电影》杂志社承接评奖筹备工作。经过反复研讨,奖项定名“百花奖”,取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寓意影坛群芳争艳、尊重多元大众审美。方案论证、选票设计、宣传推广、后期选票统计,全部在北京推进和完成。

1961年10月,《大众电影》杂志刊出15个奖项的选票,涵盖故事片、纪录片、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等类别,评选范围锁定1960年至1961年两年上映的国产各类影片。号召全国读者剪下选票、填写寄回。当年11月8日的《北京日报》第二版以《“大众电影”将举办影片评奖》为题刊发报道,这是百花奖评选信息最早见诸报端的公开记录之一。

三个月内,《大众电影》杂志社共收到117939张选票。参加投票的观众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战士和农民,还有远在海外10多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作人员。据记载,当时不少观众宁可省下三四顿饭钱也要购买杂志,更有凌晨三点就去排队的。由于回收选票太多,编辑部不得不邀请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来帮忙拆信登记,花了近一个星期才统计完毕。

1962年5月22日,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办,全国政协礼堂位于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原址为清代顺承郡王府。1956年建成,建筑庄重大气,融合苏式形制与中式建筑细节,是中共八大旧址。如今主要承载政协各类议政会议、茶话会、主题展览等政务文化活动。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现场,成视频在线大会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主持,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颁奖,茅盾、老舍、夏衍等文艺大家到场。所有获奖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以及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亲笔题字的奖状。郭沫若为最佳女演员祝希娟题诗:“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皆东风。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老舍为最佳男演员崔嵬题词:“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

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依旧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之后中断17年,直至1980年重回北京,在政协礼堂举办第三届授奖大会。随后,百花奖开始走向全国,开启多地轮流举办模式。从最初十多万张纸质选票,到如今亿万网民线上投票;从礼堂内的简朴典礼,到万众瞩目的大型光影盛会,奖项形式不断迭代,但发源于北京的内核始终未曾改变:尊重观众审美,倾听大众声音。

回望六十余载历程,不少城市承办过百花奖盛典,然而北京拥有无可替代的原点意义。它不只是首届颁奖礼所在地,更是奖项理念萌发、制度初创、规则落地的起点。当年在新侨饭店的讨论、《大众电影》编辑部堆积如山的信件、政协礼堂内灯火通明的授奖现场,串联起完整的历史脉络,清晰证明:百花奖始于北京,根植京华文艺土壤。

从1962年政协礼堂的初心启航,到2026年百花燕归京华。一座城市,承载一项国家级电影奖项的起源记忆;一场跨越甲子的奔赴,连接几代电影人的理想。此次盛会回归原点,是一次溯源——回到“双百”方针的初心原点,回到“观众说了算”的根本准则。文/本报记者 张嘉

北京电影地标

一座城市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同行之路

时值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举办,光影盛会重回首都,也让人们再度回望这座城市绵延百余年的电影工业脉络。1905年,《定军山》在琉璃厂丰泰照相馆开拍,拉开中国电影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设在北京,一批国有电影制片厂在这座城市陆续扎根,构建起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根基。它们沿北三环一带分布,形成了北京电影产业的起源地。七十多年过去,这些老牌电影厂的发展,映射出一座城市与中国电影工业共同走过的路程。

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在原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的基础上组建,厂址位于新街口北大街旧址。同年10月1日,北平更名北京,制片厂随之定名北京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北影厂属于综合性电影机构,主力摄制新闻纪录片,标志性作品便是记录开国大典影像的珍贵史料。

1953年,为细分产业职能,北影厂新闻纪录片部门独立拆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自此,北影厂逐步转型为专业故事片生产基地。北影厂历经新街口、安定门外小关、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67号(原铁道部党校旧址)数次搬迁,残忍视频最终落户北三环中路77号(原总参测绘学院旧址)。厂区搭建明清外景街,《红楼梦》《骆驼祥子》《霸王别姬》等经典影片在此取景。1999年,北影厂并入中国电影集团;2012年,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怀柔中影基地,北三环老厂区内由主楼、洗印楼、录剪楼三栋苏式建筑组成的“八一楼”(因高空鸟瞰呈“八一”形状得名)作为工业遗产保护修缮,保留城市光影记忆。

从北影厂拆分而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同样扎根北京。该厂以延安电影团骨干为班底组建,是国内唯一专注新闻纪录影片的专业制片厂。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新闻简报》走进全国城乡影院,成为几代人获取时事信息的重要渠道。2010年后组建中央新影集团,持续从事纪录片创作、影像史料修复,成为国家级影像资料库。

在北京电影工业布局之中,专业化细分制片厂共同构筑完整产业生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1987年更为现名,聚焦青少年题材,《霹雳贝贝》《我的九月》等影片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扎根新街口片区,专注科教片、动画短片制作;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立足科普影像,面向乡村普及农业知识。同时,配套工业链条同步落地: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承担胶片洗印、后期制作;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先后在北京设立,成为全国影片发行渠道与海外交流窗口。制片、洗印、发行、进出口、科教影像多元机构齐聚首都,形成国内独有的完整电影产业闭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各大国营制片厂迎来创作高峰,也是北京电影工业体系最为稳固的时期。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诞生,正是依托《大众电影》杂志社、北京各大电影机构共同推动完成。彼时,北影、新影、科影、儿影的主创频繁参与首都各类文艺活动,政协礼堂的百花奖颁奖盛典,众多制片厂主创悉数到场,城市电影产业与大众电影评奖深度交融。

进入新时代,老牌电影厂区开启活化新生。北影厂老厂区建筑实施保护性修缮,转型为影视交流、展览、文创空间;中央新影持续开展胶片修复工程,抢救保存大量原始影像。传统制片厂的物理空间迭代更新,但其沉淀的创作理念、工业规范、人文精神持续传承。

放眼全国,不少城市拥有知名影视基地,但很少拥有北京这般完整的历史产业根基。其他城市大多侧重外景拍摄,而北京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同步布局创作、摄制、后期、发行、人才培养全链条。从胶片时代各大制片厂的分工协作,到数字时代现代化影视基地升级;从体制内国营厂集体创作,到如今国有机构与民营影视公司协同发展,北京电影工业完成转型。

当我们回望首届百花奖于北京这座城市的诞生,再梳理一座座老牌电影制片厂的发展脉络,便能看清内在关联:百花奖倡导“观众评判电影”,豆网而北京长久以来作为电影生产中心,源源不断向全国输送影视作品,搭建起创作者与观众对话的桥梁。

从丰泰照相馆《定军山》的开创性一刻,到新中国各大电影厂百花齐放,再到如今数字影视产业蓬勃发展。北影厂、中央新影、儿影厂等老牌制片厂早已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地标,它们构筑起北京电影工业的精神根基。昔日厂区机器轰鸣、摄影机轮转的景象虽已改变,但根植于此的创作传统、完备的产业积淀,持续滋养国产电影。立足历史根基,传承工业文脉,北京依然是驱动中国电影向前发展的核心重镇。文/本报记者 张嘉

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

在新旧银幕之间交相辉映

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北京,这场电影盛宴重新走进京城大众的视野,勾起人们回味散落在街巷影院的观影时光。电影带来的不止是银幕上的故事,一座座新旧更迭的影院,藏着北京人百年来的观影日常,也记录着这座城市文化生活的回忆与变迁。

北京的电影记忆,自清末民初便悄然开启。彼时电影尚是新鲜的西洋舶来品,没有专门的放映场馆,大多依托京城老牌茶楼戏台落地。前门大栅栏一带就坐落着六大茶园,其中广德楼、庆乐园因较早兼营影戏放映,形成轰动一时的观影盛况:厅堂里摆着木桌长凳,看戏、观影、看杂耍融为一体。突然全场灯光熄灭,舞台上方的银幕电影开始了,老北京的百姓第一次透过方寸银幕,看见电影特效配合下表演的世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电影行业逐渐成型,专业影院开始取代茶楼放映。王府井的平安影院、西单的同乐影院相继落成。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难得的生活仪式。京城的年轻人会特意换上干净衣裳,相约奔赴影院,这些临街而立的老牌影院,是当时城市的文化地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影院遍布京城各个城区,电影真正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1950年成立的首都电影院,坐落于西单北大街,由周总理亲自定名,郭沫若为影院题名,是中国电影放映业响当当的第一品牌。那时候,除了室内影院,京城各大工厂、居民大院常常支起露天银幕,胡同里的大人孩子搬着小板凳早早占位。《地道战》《白毛女》等影片轮番放映,电影成为普惠大众、滋养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改革开放之后,曾经独霸一方的单厅老牌影院,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历经数十年风雨的同乐影院、长虹影院,先后迎来翻新改造。传统的超大单厅被拆分设计成标准化的多厅影厅,柔软座椅、立体音响陆续普及。随着商圈崛起,影院纷纷入驻商场,观影也变成人民日常的休闲消费的娱乐方式。商业大片成为市场主流,便捷舒适的观影体验,让电影彻底融入了普通人的seshipin日常生活。

时代持续向前,市场在高速发展后迎来新的分化,北京的电影生态开始向着多元、精致的方向生长,特色艺术影院悄然兴起。比如,坐落于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是无数影迷的精神圣地,常年放映经典老片、独立电影和海外小众佳作。

百年光影流转,北京的影院始终跟着城市的脚步生长。百花奖扎根大众、致敬群众电影的初心,恰好与北京电影的发展脉络不谋而合。百花奖回归北京,与奖项尊重大众审美、城市拥有多层次观影空间相呼应,大众电影与城市艺术在这里融合共生。 文/本报记者 李喆

跟着“百花”去打卡,在电影中感受北京魅力

六十余年来,众多斩获百花奖的经典影片,将镜头对准北京的街巷古建、烟火人间。一城一影,在流动的电影世界中沉淀出独属于北京的影视文脉。

斩获第6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骆驼祥子》堪称记录旧京风貌的影像范本,小说《骆驼祥子》中祥子出逃情节的故事发生地——石景山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通过举办电影主题快闪、展览、露天公益放映等活动,打造成文学、影视与历史街区融合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经典在发生地焕发新生。

第13届百花奖获奖影片《本命年》扎根北京老城拍摄,新街口太平胡同的大杂院、老胡同里细碎的市井生活,以及东大桥一带兴起的“倒爷”生态,真实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市民生活。同样斩获百花奖的《甲方乙方》,更是把北京城市烟火拍出了新意,故宫西北角筒子河的晚风、人定湖公园的欧式回廊,串联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城市风貌,也开启了京味都市喜剧的创作风潮。

第25届百花奖获奖影片《大腕》,将现代都市喜剧故事置于太庙古建庭院,千年皇家殿宇与新潮都市故事碰撞交融,尽显北京新旧共生的城市气质。

六十余年百花光影史,堪称一部浓缩的北京城市变迁史。北京的现代城市风貌,也持续滋养着新时代百花奖影视作品。清华园百年红砖教学楼、后海繁华的临水街巷、798艺术区工业风建筑……频频亮相的各类优质华语影片,让北京的老城古韵、都市新潮、文艺活力,全方位融入当代光影创作。

值得提及的是,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主题系列活动,结合热门影视取景地,三里河公园、五道营胡同、钟鼓楼、前门大栅栏等热门打卡地,正吸引更多年轻人在行走中感受北京城的独特魅力。

百花奖回归北京,是光影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承载着一代代华语电影经典;而方寸银幕,也为这座古都留存了鲜活的时代记忆。城市滋养电影,电影镌刻文脉,新旧光影交织之间,北京独有的城市文脉,在华语电影长河中生生不息。

8月7日至10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时隔多年,这朵根植于观众心中的光影之花,重回它启程的原点。很多影迷知晓百花奖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群众性电影奖项,却少有人完整梳理:北京不只是本届百花奖的举办城市,更是大众电影百花奖诞生、初创、迎来首届盛典的精神原乡。1962年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首届授奖大会,定格下新中国第一场全民投票电影评奖的历史瞬间,书写下“电影好坏,由观众评判”的最初誓言。

百花奖始于北京,根植京华文艺土壤

百花奖的诞生,始于一次重要的文艺工作会议。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期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两场会议会址位于北京新侨饭店,史称“新侨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号召电影要做到“四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好。

这一重要论断,直接催生了创办群众性电影评奖的构想。彼时,新中国电影迎来创作高峰,《红色娘子军》《红旗谱》《革命家庭》等佳作相继问世。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依托自身平台,协会旗下刊物《大众电影》杂志社承接评奖筹备工作。经过反复研讨,奖项定名“百花奖”,取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寓意影坛群芳争艳、尊重多元大众审美。方案论证、选票设计、宣传推广、后期选票统计,全部在北京推进和完成。

1961年10月,《大众电影》杂志刊出15个奖项的选票,涵盖故事片、纪录片、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等类别,评选范围锁定1960年至1961年两年上映的国产各类影片。号召全国读者剪下选票、填写寄回。当年11月8日的《北京日报》第二版以《“大众电影”将举办影片评奖》为题刊发报道,这是百花奖评选信息最早见诸报端的公开记录之一。

三个月内,《大众电影》杂志社共收到117939张选票。参加投票的观众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战士和农民,还有远在海外10多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作人员。据记载,当时不少观众宁可省下三四顿饭钱也要购买杂志,更有凌晨三点就去排队的。由于回收选票太多,编辑部不得不邀请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来帮忙拆信登记,花了近一个星期才统计完毕。

1962年5月22日,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办,全国政协礼堂位于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原址为清代顺承郡王府。1956年建成,建筑庄重大气,融合苏式形制与中式建筑细节,是中共八大旧址。如今主要承载政协各类议政会议、茶话会、主题展览等政务文化活动。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现场,大会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主持,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颁奖,茅盾、老舍、夏衍等文艺大家到场。所有获奖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以及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亲笔题字的奖状。郭沫若为最佳女演员祝希娟题诗:“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皆东风。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老舍为最佳男演员崔嵬题词:“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

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依旧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之后中断17年,直至1980年重回北京,在政协礼堂举办第三届授奖大会。随后,百花奖开始走向全国,开启多地轮流举办模式。从最初十多万张纸质选票,到如今亿万网民线上投票;从礼堂内的简朴典礼,到万众瞩目的大型光影盛会,奖项形式不断迭代,但发源于北京的内核始终未曾改变:尊重观众审美,倾听大众声音。

回望六十余载历程,不少城市承办过百花奖盛典,然而北京拥有无可替代的原点意义。它不只是首届颁奖礼所在地,更是奖项理念萌发、制度初创、规则落地的起点。当年在新侨饭店的讨论、《大众电影》编辑部堆积如山的信件、政协礼堂内灯火通明的授奖现场,串联起完整的历史脉络,清晰证明:百花奖始于北京,根植京华文艺土壤。

从1962年政协礼堂的初心启航,到2026年百花燕归京华。一座城市,承载一项国家级电影奖项的起源记忆;一场跨越甲子的奔赴,连接几代电影人的理想。此次盛会回归原点,是一次溯源——回到“双百”方针的初心原点,回到“观众说了算”的根本准则。文/本报记者 张嘉

北京电影地标

一座城市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同行之路

时值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举办,光影盛会重回首都,也让人们再度回望这座城市绵延百余年的电影工业脉络。1905年,《定军山》在琉璃厂丰泰照相馆开拍,拉开中国电影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设在北京,一批国有电影制片厂在这座城市陆续扎根,构建起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根基。它们沿北三环一带分布,形成了北京电影产业的起源地。七十多年过去,这些老牌电影厂的发展,映射出一座城市与中国电影工业共同走过的路程。

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在原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的基础上组建,厂址位于新街口北大街旧址。同年10月1日,北平更名北京,制片厂随之定名北京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北影厂属于综合性电影机构,主力摄制新闻纪录片,标志性作品便是记录开国大典影像的珍贵史料。

1953年,为细分产业职能,北影厂新闻纪录片部门独立拆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自此,北影厂逐步转型为专业故事片生产基地。北影厂历经新街口、安定门外小关、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67号(原铁道部党校旧址)数次搬迁,最终落户北三环中路77号(原总参测绘学院旧址)。厂区搭建明清外景街,《红楼梦》《骆驼祥子》《霸王别姬》等经典影片在此取景。1999年,北影厂并入中国电影集团;2012年,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怀柔中影基地,北三环老厂区内由主楼、洗印楼、录剪楼三栋苏式建筑组成的“八一楼”(因高空鸟瞰呈“八一”形状得名)作为工业遗产保护修缮,保留城市光影记忆。

从北影厂拆分而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同样扎根北京。该厂以延安电影团骨干为班底组建,是国内唯一专注新闻纪录影片的专业制片厂。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新闻简报》走进全国城乡影院,成为几代人获取时事信息的重要渠道。2010年后组建中央新影集团,持续从事纪录片创作、影像史料修复,成为国家级影像资料库。

在北京电影工业布局之中,专业化细分制片厂共同构筑完整产业生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1987年更为现名,聚焦青少年题材,《霹雳贝贝》《我的九月》等影片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扎根新街口片区,专注科教片、动画短片制作;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立足科普影像,面向乡村普及农业知识。同时,配套工业链条同步落地: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承担胶片洗印、后期制作;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先后在北京设立,成为全国影片发行渠道与海外交流窗口。制片、洗印、发行、进出口、科教影像多元机构齐聚首都,形成国内独有的完整电影产业闭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各大国营制片厂迎来创作高峰,也是北京电影工业体系最为稳固的时期。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诞生,正是依托《大众电影》杂志社、北京各大电影机构共同推动完成。彼时,北影、新影、科影、儿影的主创频繁参与首都各类文艺活动,政协礼堂的百花奖颁奖盛典,众多制片厂主创悉数到场,城市电影产业与大众电影评奖深度交融。

进入新时代,老牌电影厂区开启活化新生。北影厂老厂区建筑实施保护性修缮,转型为影视交流、展览、文创空间;中央新影持续开展胶片修复工程,抢救保存大量原始影像。传统制片厂的物理空间迭代更新,但其沉淀的创作理念、工业规范、人文精神持续传承。

放眼全国,不少城市拥有知名影视基地,但很少拥有北京这般完整的历史产业根基。其他城市大多侧重外景拍摄,而北京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同步布局创作、摄制、后期、发行、人才培养全链条。从胶片时代各大制片厂的分工协作,到数字时代现代化影视基地升级;从体制内国营厂集体创作,到如今国有机构与民营影视公司协同发展,北京电影工业完成转型。

当我们回望首届百花奖于北京这座城市的诞生,再梳理一座座老牌电影制片厂的发展脉络,便能看清内在关联:百花奖倡导“观众评判电影”,而北京长久以来作为电影生产中心,源源不断向全国输送影视作品,搭建起创作者与观众对话的桥梁。

从丰泰照相馆《定军山》的开创性一刻,到新中国各大电影厂百花齐放,再到如今数字影视产业蓬勃发展。北影厂、中央新影、儿影厂等老牌制片厂早已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地标,它们构筑起北京电影工业的精神根基。昔日厂区机器轰鸣、摄影机轮转的景象虽已改变,但根植于此的创作传统、完备的产业积淀,持续滋养国产电影。立足历史根基,传承工业文脉,北京依然是驱动中国电影向前发展的核心重镇。文/本报记者 张嘉

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

在新旧银幕之间交相辉映

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北京,这场电影盛宴重新走进京城大众的视野,勾起人们回味散落在街巷影院的观影时光。电影带来的不止是银幕上的故事,一座座新旧更迭的影院,藏着北京人百年来的观影日常,也记录着这座城市文化生活的回忆与变迁。

北京的电影记忆,自清末民初便悄然开启。彼时电影尚是新鲜的西洋舶来品,没有专门的放映场馆,大多依托京城老牌茶楼戏台落地。前门大栅栏一带就坐落着六大茶园,其中广德楼、庆乐园因较早兼营影戏放映,形成轰动一时的观影盛况:厅堂里摆着木桌长凳,看戏、观影、看杂耍融为一体。突然全场灯光熄灭,舞台上方的银幕电影开始了,老北京的百姓第一次透过方寸银幕,看见电影特效配合下表演的世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电影行业逐渐成型,专业影院开始取代茶楼放映。王府井的平安影院、西单的同乐影院相继落成。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难得的生活仪式。京城的年轻人会特意换上干净衣裳,相约奔赴影院,这些临街而立的老牌影院,是当时城市的文化地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影院遍布京城各个城区,电影真正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1950年成立的首都电影院,坐落于西单北大街,由周总理亲自定名,郭沫若为影院题名,是中国电影放映业响当当的第一品牌。那时候,除了室内影院,京城各大工厂、居民大院常常支起露天银幕,胡同里的大人孩子搬着小板凳早早占位。《地道战》《白毛女》等影片轮番放映,电影成为普惠大众、滋养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改革开放之后,曾经独霸一方的单厅老牌影院,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历经数十年风雨的同乐影院、长虹影院,先后迎来翻新改造。传统的超大单厅被拆分设计成标准化的多厅影厅,柔软座椅、立体音响陆续普及。随着商圈崛起,影院纷纷入驻商场,观影也变成人民日常的休闲消费的娱乐方式。商业大片成为市场主流,便捷舒适的观影体验,让电影彻底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时代持续向前,市场在高速发展后迎来新的分化,北京的电影生态开始向着多元、精致的方向生长,特色艺术影院悄然兴起。比如,坐落于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是无数影迷的精神圣地,常年放映经典老片、独立电影和海外小众佳作。

百年光影流转,北京的影院始终跟着城市的脚步生长。百花奖扎根大众、致敬群众电影的初心,恰好与北京电影的发展脉络不谋而合。百花奖回归北京,与奖项尊重大众审美、城市拥有多层次观影空间相呼应,大众电影与城市艺术在这里融合共生。 文/本报记者 李喆

跟着“百花”去打卡,在电影中感受北京魅力

六十余年来,众多斩获百花奖的经典影片,将镜头对准北京的街巷古建、烟火人间。一城一影,在流动的电影世界中沉淀出独属于北京的影视文脉。

斩获第6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骆驼祥子》堪称记录旧京风貌的影像范本,小说《骆驼祥子》中祥子出逃情节的故事发生地——石景山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通过举办电影主题快闪、展览、露天公益放映等活动,打造成文学、影视与历史街区融合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经典在发生地焕发新生。

第13届百花奖获奖影片《本命年》扎根北京老城拍摄,新街口太平胡同的大杂院、老胡同里细碎的市井生活,以及东大桥一带兴起的“倒爷”生态,真实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市民生活。同样斩获百花奖的《甲方乙方》,更是把北京城市烟火拍出了新意,故宫西北角筒子河的晚风、人定湖公园的欧式回廊,串联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城市风貌,也开启了京味都市喜剧的创作风潮。

第25届百花奖获奖影片《大腕》,将现代都市喜剧故事置于太庙古建庭院,千年皇家殿宇与新潮都市故事碰撞交融,尽显北京新旧共生的城市气质。

六十余年百花光影史,堪称一部浓缩的北京城市变迁史。北京的现代城市风貌,也持续滋养着新时代百花奖影视作品。清华园百年红砖教学楼、后海繁华的临水街巷、798艺术区工业风建筑……频频亮相的各类优质华语影片,让北京的老城古韵、都市新潮、文艺活力,全方位融入当代光影创作。

值得提及的是,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主题系列活动,结合热门影视取景地,三里河公园、五道营胡同、钟鼓楼、前门大栅栏等热门打卡地,正吸引更多年轻人在行走中感受北京城的独特魅力。

百花奖回归北京,是光影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承载着一代代华语电影经典;而方寸银幕,也为这座古都留存了鲜活的时代记忆。城市滋养电影,电影镌刻文脉,新旧光影交织之间,北京独有的城市文脉,在华语电影长河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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