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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列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12月25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其中包括泉州在内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名列其中。

今年11月，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馆，荟萃众多闽南传统文化技艺。（资料图）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验收工作。经各地申报、专家评审、实地暗访、社会公示等程序，文化和旅游部决定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等7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式公布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7年6月，原文化部批复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成为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泉州市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核心区域。为对文化遗产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相对完整，自然生态较好的区域，实行重点区域的整体性保护，根据《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泉州市已制定《〈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泉州市实施方案》，规划期从2011年至2025年，分近期（2011年—2015年）、中期（2016年—2020年）、长期（2021年—2025年）三个阶段实施，将保护区范围内包括3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内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核心保护对象。

目前，泉州已完成近期、中期预期建设目标。长期目标将实现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法制化；实现非遗资源数字化共建共享，包括南音记录工程第三期；规范化专业化的传习机构达300个以上；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古建筑、古民居基本得到修复；对外对台港澳非遗交流活动达到50个以上；各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达到50个以上；完善1000个示范点建设；实现各县（市、区）有一个综合馆、一个专题馆的目标；具备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人才队伍；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和自觉意识，文化自信心明显提高，发挥闽南文化的创造力，促进闽南地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张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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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区”到“保护区”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特定区域。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中提出的“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目标而建设，由于此前尚处试验性阶段，因此各保护区暂定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待日后条件成熟时正式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区”。从2007年到2018年，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先后批准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涉及福建、安徽等17个省（区、市）。

石湖码头：古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外港

名 片

石湖码头位于泉州城东南17公里的石湖半岛西岸，主体由一组近岸礁石和通济栈桥共同组成，据传始建于8世纪初期的唐开元年间，海商林銮在此创建林銮渡，借用天然礁石为靠岸设施。历史文献记载北宋元祐年间，官员傅琎在礁石与岸线之间加筑通济栈桥，使码头功能更为完备。它是泉州外港码头的珍稀物证，实证了宋元泉州优良的建港条件，与江口码头共同呈现了宋元泉州港的水陆转运系统。栈桥最下层仍保留了宋代的石质桥基，周边出土了宋元时期的瓷器残件，主要为磁灶窑的产品，并有少量龙泉窑等外地瓷器。

石湖码头，一座位于石狮市石湖半岛的古渡口，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外港。当你漫步其间，虽然看不到往日的舳舻千里，但是站在礁石上闭上眼睛，海风拂面而过，依然会听见泉州港起起落落的涛声——饱经沧桑的古渡口就像一位阅历深厚的历史老者，向你诉说着千百年来的故事。

“试舟浡泥”买香料

造就繁盛“林銮渡”

宋元时期，泉州港口繁盛，有“三湾十二港”之说，泉州湾及晋江、洛阳江等区域沿岸的码头有10多个。石狮市博物馆馆长李国宏介绍，这些码头有外港和内港之分，并依据潮涨潮落时货船靠泊的不同功能需求分布。“这说明泉州当时已经构建了多元化的水陆转运系统，以支撑起规模宏大的海洋贸易。”而其中以“外港”石湖码头和“内港”江口码头最为突出，见证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

走进位于石狮市蚶江镇的石湖码头，不计其数的史迹散落于石板路的缝隙中，由长石纵横筑砌而成的栈桥，退潮后露出的礁石上仍留有挑夫的脚印。“古时候，由于海潮或风向的原因，巨型商船只能停靠在锚地，再用小船将货物运送到岸。”李国宏告诉记者，“岸边的石坡上凿有数条石级阶梯，当年船舶靠岸时，各国商贾、水手们就是从这里上岸的。”

石湖码头由唐代海商林銮始建，所以又称林銮渡。那么，林銮为什么要修建该码头？李国宏介绍，香料是泉州古代海洋贸易最重要的舶来品之一，而位于南海加里曼丹岛西北部的文莱盛产香料，早先多为阿拉伯人从那里采购再转卖到泉州。为了获得物美价廉的香料，林銮便尝试开辟一条泉州直航文莱的航线，而石湖码头水深、避风、不容易淤积的天然条件就成为首选之地。

史书中以“试舟浡泥”记载了林銮的这段故事。“‘试’是尝试的意思，‘舟’即船舶，而‘浡泥’是文莱的古称。”李国宏说，林銮的“尝试”不仅成功了，而且带动很多人加入船队，“他的故事体现了古代泉州人敢于探索、勇于开拓的海洋精神。”而他修建的石湖码头也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鼎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郑和下西洋停泊“三宝澳”

出土明“铁锚”到过波斯湾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经过泉州时，曾到泉州灵山圣墓和城南天后宫行香进谒，有“行香碑”为证：“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到此行香，望灵圣保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因“三宝公”郑和的船队在石湖码头停泊过，石湖民众把当年船队停泊的那片海域叫作“三宝澳”“三宝溪”。自古以来，蚶江石湖就流传着关于“铁锚”的传说。据传，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船队停泊在泉州港。出海时，船队经过石湖六胜塔附近洋面，突遇狂风，情况危急，郑和遂下令将“镇海神针”投入海中，顿时风波平息。

1981年，石湖码头水域打捞出一件明代四爪铁锚，锚爪残长在80—120厘米之间，口径12—13厘米；锚杆残长268厘米，口径17厘米，总重量785.3千克，现陈列在位于泉州开元寺的古船陈列馆中。据闽南民船关于海船载重量与锚具的比配公式计算，使用这门大铁锚的海舶，其载重量当在400吨以上，其规制之大远超过泉州港后渚湾出土的宋代海船。李国宏说，经过检测分析，该铁锚的附着物有些来自波斯湾水域，铁锚的锻造技艺则来自明代初期。

“专家们进一步研究认为，该铁锚系郑和下西洋船队的遗物。”李国宏介绍，石狮市博物馆在一本明代著述上找到了佐证——在1597年罗懋登的著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有一张船员打造船锚的插图，其中绘制的铁锚形状与在石湖码头发现的明代船锚造型一致，有力印证了当年郑和下西洋途经泉州的史实，也为石湖码头在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实证。

遗产保护与生产生活结合

激发民众参与热情

千年以后的今天，石湖码头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忙，但却依然完好地保留着原有的历史风貌，在徐徐海风中享受着古朴的宁静，这得益于对其科学的保护。

“对历史和文化遗产要有敬畏之心，我们对石湖码头所有的保护工作都是建立在这种理念之上。”李国宏介绍，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目的，石湖码头开展了周边环境整治工作，力求使码头的空间结构更加自然协调，又避免过度干预，让其保持传统航运码头的历史风貌。“而文化遗产保护也不是简单把它从人民的生产生活剥离出来，而是要让它融入当地人的日常，让民众对它有亲切感。”为此，石湖码头不仅重新梳理和分解了交通管理，而且在附近修建了一个渔业码头供渔民使用。“村民既享受到了便利，又感受到了文化遗产给自己带来的荣耀。大家都对游客热情相迎，很多人还自发给游客讲解，这是一种自豪感的抒发。”（记者 王树帆/文 陈英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