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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过年，出现了

一部温情的开年家庭电影悄然上映，

锁定许多人心中的第部“年度十佳”。

导演是小众88年的卞灼，有一次回老家，神片

他从哭着的出现了茄子视频色版母亲手里接过外公的日记本，

意外发现里面记着的开年故事，

恰是第部中国家庭三代人的情感流转，

他由此拍摄出自己的小众第一部长片《翠湖》，

一举拿下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单元最佳影片。神片

网友感叹，出现了影片中的开年亲情与爱意

动人到“丁克考虑生孩子的程度”。

卞灼家的合照：父亲、卞灼、小众外公、神片外婆、母亲

《翠湖》剧照

卞灼是云南人，

毕业回国后从没上过班，

一直跑剧组接活。

有储蓄，不买房，不规划未来，

过得很潇洒。

为了拍这部“自己的作品”，

他几乎花光了积蓄，

也因压力患上严重的焦虑症，

并在整个过程中学会了和焦虑症相处。

一条与卞灼对谈

一条在上海和卞灼对谈，

他说这个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补全了自己和家庭的一些遗憾：

外公从未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东亚家庭隐匿的亲子问题，

和流动在三代人之间的爱意——

这些表达，

让卞灼的家人和影院的观众，

都得到了一次情感的释放。

自述：卞 灼

编辑：阮思喆

责编：陈子文

外公的日记本，以及外公外婆最后一张合照

“元勤，我好想你。”

毫无防备地，卞灼看到了外公对外婆的告白。

那时他正因股骨颈骨折，躺在昆明的老房子里休养。被伤病困住的日子，他翻出外公去世后留下的日记本，上面的妖精动漫网好看的韩国漫画字迹潦草不清，需要一行一行辨认。

说是日记本，实际用的是卞灼小学作文比赛时的奖品练习册，上面赫然贴着一颗金色五角星。

元勤，是外婆的名字。十几年前，卞灼参加高中会考的早晨，外婆突然发病离世。赶到医院时，外公一个人蜷在角落里。外公一直是沉默的，那天，他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抬眼看了看外孙，点头示意病房的方向。

外婆走后，家里的人各自交换着思念。只有外公，一如既往地安静。似乎没有人会去找他倾诉什么，至于外公自己的情绪，更是小辈从未思索过的东西。

外公常在日记中思念外婆

直到藏着心事的日记本被翻开：

“元勤，不久，我必将与你长眠于地下。”

“睡觉时感觉牵到你的手了，你是不是回来看我？”

“在她身侧有我半边之地，墓碑上我与她依靠在一起。”

飘摇，是卞灼对外公这十几年的概括。三个女儿孝顺，孙辈围绕身旁，看似圆满的家庭结构，却无法填补失去伴侣后的空洞。他一面感激家庭的完整，另一面却越来越想去陪伴元勤。

家庭聚餐过后，外公在日记中分析外孙出国的利弊

这是他在家里从不会说的

日记本成了他和元勤对话的窗口，他在里面写思念，也写生活。饭桌上，女儿、进 里 17c视频女婿们讨论孩子出国的事，回到房间后，外公写下他的看法：先要考虑经济问题，够不够负担四年学费；还有胖胖（卞灼）本就体弱，如果出去不适应新环境怎么办……

家族的日常，被一篇一篇记录下来。而这是第一次，以外公——这个从未出现在家族意识中心的老人的目光，去看待这一大家子。

《翠湖》剧照

合上日记，卞灼萌生了创作《翠湖》的想法。他把外公的日记改编成剧本，把真实的家庭结构直接搬进银幕，甚至保留了部分真实的名字，外婆叫元勤，自己仍叫胖胖。

影片以一位丧偶老人为核心，妻子离世后，他第一次动了再谈恋爱、并与女友相互养老的念头，却遭到三个女儿一致反对。于是，他继续在三个女儿家轮流居住，像许多中国家庭中的老人一样，被“平均分配”。

不同屋檐下，他静静观察着三个家庭的运转。摇摇欲坠却相互依靠的中年婚姻，或看似自由却悄悄为整个家承担压力的年轻小孩。老人试图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成为三个家庭之间的黏合剂。

以下为卞灼的自述：

外公外婆（最左两位）年轻时，与家人的合影

外公的父亲是云南人，一家人辗转去到了上海，外公就出生在黄浦江边上，所以叫“生浦”。当时家里开了个毛巾厂，生意还不错，但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他们不得已就回到了云南大后方。

他其实内心非常强烈地认可自己是一个上海人，一旦遇到一个上海来的游客，他就会抓着人家说说说、91 N.com一直说、狂说。而且他出门要特别板正，梳个油头，然后特别喜欢穿那种夹克马甲、西裤皮鞋。

有过一些历史问题发生，外婆救了他两次命，所以他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外婆家是回族，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外婆家特别反对，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就让我外公一定要先入教，才和外婆结的婚。

2005年春节，外公外婆在全家团聚的年夜餐桌上

过去的经历对外公伤害蛮大的。虽然他在世的时候，是在警官学院里教法律和英文，意味着他其实挺能说，但印象里外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但我外婆给我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如果用颜色来表示，我外公可能是褐色的；我外婆就是鲜红色的，非常活泼的小老太。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最开心的时候，她会从房间里跳着跳着出来，问我要不要吃早点，她给我煮个面。

包括她走的那天，也是这样。但那天我要去考试，我说我吃不了了。刚说完这句话，正要走，她就开始发作了。

影片中，外公和他的新女友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世，突然觉得，有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去做。但起初，我并不觉得外婆的小 伸进 秒看离世对外公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打击，因为他后来也去找过一些女朋友，我以为对他来说，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直到2019年，我看到了外公的日记本我才知道，外婆的离世对他产生了那么大的打击。

卞灼小时候与外公外婆的合影

现在想起来，他们其实就是一体的。小时候每天晚上放学回去，就会看到外婆坐在沙发的同一个地方打毛线，电视开着，我外公在打瞌睡。这是我对他们两个人最深刻的印象，像左手右手一样。以至于后来，沙发上外婆经常坐的那个地方，都坐出一个印子来。

外公外婆，和他们的三个女儿

外婆离世之后，在一起的那五、六十年的静止的回忆，压在了尚留在世的那个人身上。那段时间，对我外公来说，他在寻求在一个没有外婆生活的世界里，他该如何再生存下去。

他在日记里常写，睡觉的时候，感觉自己还牵着外婆的手，这说明他们50年来，每次睡觉手都牵在一起。我其实本来拍了这个片段，但后来我觉得这个细节里，有太多无法被看见的情感，如果转换成影视语言，放在《翠湖》清淡的表达里，就有点不到位。

影片中，卞灼用了许多镜中影像

以模仿过世的外婆视角，凝望着一家人

影片里，我让我的摄影机扮演了去世的外婆，我希望用她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家子，也能够一直陪着他们。

这部电影，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补全我的一些遗憾。

最大的遗憾，当然就是我外公来不及说的话。他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他对于女儿们、和我们小辈的关照。

老了之后，其他家庭成员会以爱之名跟他说：“你年纪大了，你好好休息，好好去玩，这些事情不需要你操心了。”潜移默化地，家族里的老人逐渐变成了家族的旁观者。

外公和年幼的卞灼、卞灼的表哥

对于作为独生子的卞灼来说，表哥是儿时最好的玩伴

其实那个时候，外公他看出了我和我表哥、表姐三个人藏得比较深的情绪。有一句话，写得非常非常戳我，他说他看到了胖胖心里的苦闷，他会想一些办法，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我说。那段时间，我特别迷茫，觉得没有人理解我，但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去交流。

中年那一代人，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

他们对于婚姻的道德枷锁要重一些，可能结一个婚，基本就不太愿意再去考虑离婚这件事，因为代价很大。于是欲坠不坠，想变又不敢变。

人到中年，面对的经济压力是最大的。在那之前，如果没有积累到足以自由的财富，可能会面临到失业、房贷、养老的问题，所有东西一股脑地冲过来，变成某种情绪的发泄，被带回到家里面。

甚至如果家里有小孩，他们或许会打着为小孩好的名义，去做自身不如意的逃避。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所谓“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的其中一方面。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小的时候，我在蹲马桶，我妈会突然把门打开说，“我给你切了点水果，你要不要吃点？”这其实是个非常恐怖的场景。直到现在，我这把年纪了，我妈还经常叫我小狗儿、小宝贝，这个昵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让我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

都是“为了你好”，这个就是独生子所要承受的压力，父母和小孩之间没有边界感。但唯一能够倾注所有的爱的血肉之躯只有一个，你怎么办？

我实际花了很多时间跟这种状态去做对抗，你可以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但是要完全脱离，我觉得很难，只能想办法伴随着它成长，然后让自己逐渐脱离出这样的叙事语境。

三代人的共同点是，都不太会表达爱。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表达爱，会用一种冒犯对方的方式。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如果你们是一对夫妻，从来没吵过架的话，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这也是我对家的其中一个定义，在家的时候你可以发疯，可以做一些情绪输出的举动，家它天生就可以包容你。爱意可能无法被看见，但它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但因为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来表达，而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口不择言的，所以肯定是有伤害的。很难去界定，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我觉得，如果家是一个容器，而我们习惯性地把负面情绪倾泻到这个容器里，那它会变得极度冰冷，我们可能很难再去里面寻找一种温暖的感觉了。

所以这部影片也补全了我自己身上的遗憾。每个小辈的角色，都倾注了我在现实生活里不太会去表达的东西，比如对于家庭阶级性的控诉，对母亲的控制欲的反抗。而小胖这样一个角色，他是一个表达比较自如，也比较善良真诚的小孩，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让他们知道，我小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讨厌你们。

卞灼在美国读书时，学习电影制作

初回国时，卞灼到处跑剧组，做摄影师

我从来没有上过班，一回国我就在跑剧组，有活来我就拍一拍，从来没有拿过死工资，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拍《翠湖》之前，我有存款，没有买房，所以过得挺潇洒的，想去哪玩也就可以去哪玩，除了不能买豪宅、不能买豪车以外，生活方面我还是挺开心的。

我是一个很少考虑未来的人，但口罩期后，很多之前定的组，后来都开不了了，挺沮丧的，未来好像有一条路径逐渐变得明晰了起来，就是变成流浪汉的路径。我说那就算了，变成流浪汉之前，先拍个自己想做的东西。

拍这部片子花了200多万，全靠自己的钱和家里人的支持，反正就是把我这些年的积蓄给花得差不多了。刷爆一张卡，储蓄卡，算是有底线的冒险，最差不要欠钱。

剪辑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患了很严重的焦虑症，直接到躯体化。我一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为是自己心脏出了问题，可能立马要猝死了。发生了两三次之后，我去医院看了看。

医生说你去精神科看一下，后来就知道了，是焦虑症，还知道这个症状它不会让你死亡，只不过突然袭来的时候，你要特别痛苦地去忍受这一切。症状过去之后，我会在心里默念个一两千遍“你不会死”，用这种心理暗示来做一种消解。

上影节获奖，卞灼从里侧坐席走出来

和路过的每个团队成员拥抱

我没有吃药，就这么扛着，结果上影节拿奖的时候，症状神奇地消失了。

上台领奖的时候，身体自动跳了起来。我原本是坐在最外面的，结果团队小伙伴说你要挪到最里面去，我说为什么，这样子不是出来很不方便？他们说就是要你出来不方便，这样如果拿奖的话，摄影机在你身上会多停留一会儿。我说这些人真的是有经验，我就挪进去了，最后确实是走了好一会儿才走到台上。

直到我开始要促进影片上映，焦虑症的症状它又回来了。但它再次回来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汹涌，反正我现在已经学会如何和它相处，也不会为此感到很困扰。

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

因为写剧本的时候，我把腿摔断了躺在家里，需要我爸我妈照顾，所以他们就知道我在捣鼓些什么东西。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我们写得很坏；第二句话是：不要暴露家族秘密。

第一句话我能理解，第二句话我就很不理解，什么叫家族秘密？难道我们家是亿万富翁，但是你们一直不让我知道吗？

卞灼和父母

后来我坚决不让他们干涉我的创作，剪辑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让他们看，直到在上影节首映，才把他们拉过去。看到之后又哭又笑的，挺好的我觉得。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大姨妈跑过来说，“我没有里面那么凶嘛”。她是笑着和我说的，我知道她没有在怪我。然后她说，我大姨夫本来以为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是出片尾的时候，音乐响起来，他突然开始号啕大哭，其实是让我深感安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应该真的是替他们做了一次情感的释放。

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么难吗？

　　近来，各大音乐平台相继推出扶持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有的平台甚至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音乐人；而在各大音乐论坛中，“想做音乐要不要辞去本职工作”“音乐人如何靠音乐获得理想收入”成为圆桌讨论环节的热门话题。这不禁让人发问：音乐人的生存状况真的这么差吗？

　　音乐圈中，能成为明星的歌手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默默耕耘的普通音乐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石。可他们的收入令人担忧，仅凭线下演出难以维持生计和持续的音乐创作，拥抱互联网和商业合作成为年轻音乐人的选择。

　　收入低 驻唱所得20年没变

　　马铮是一位从事印度西塔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音乐人，当被问到收入现状，他回答：“非常凄惨。”

　　一般情况下，创作、演出、被听众认识是音乐人获得知名度的必经过程，线下演出是音乐人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不少民谣、摇滚音乐人都是在livehouse中崭露头角。但在真正成名之前，音乐人在livehouse的演出几乎无法带来收入。“一场演出几乎赚不到钱，门票钱很少，乐队几个人一分就没什么了。”马铮一笑，“这么说吧，我开车去livehouse演出，要是出来发现停门口的车被贴了条，这场就白唱了。”

　　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说得更加具体：“1998年我读大学那会儿，在小型场地或者酒吧唱歌一晚上能赚300元钱，20年过去了，现在杭州酒吧的歌手工资还是这个数字，生活压力当然很大。”王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好音乐的人都不敢专职从事音乐。

　　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由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显示：绝大多数音乐人仍生存艰难，近半数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职音乐人仅有12%，近半数非学生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目前，不少平台开通了打赏或流量分成等功能，确实为音乐人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打赏是用户自发行为，难以成为持续性收入。而一位在bilibili视频网站上传作品的音乐人透露，流量分成以点播量计算，大概每一百万点击量，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左右，“完全指望打赏或者分成，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成本高 音乐制作开销大

　　当兼职做音乐成为普遍状态，王滔表达出他的忧虑：“做音乐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非常大，如果不全职做音乐就很难做出好的音乐，音乐人也很难熬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钱。王滔算了一笔账，对摇滚乐队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参加音乐节。“不说那些在《乐队的夏天》里火的乐队，就说大多数没有太大名气的乐队，5个人的乐队上一次音乐节，一共有一万元左右的演出费。”假如这些乐队一年能上四五十场音乐节，那就是50万元的收入，平均到一个人大约在10万元左右。

　　“可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做音乐。一首歌的制作需要编曲、录音、混音，一首歌需要差不多一万元的制作费，很多时候一万元都不太够，这还是在词曲都是这个音乐人自己写的情况下，一年10万元哪够？”王滔说，除此之外宣传推广还需要花钱，“没有宣传就没有人继续找他们做演出，大多数音乐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时间成本也是音乐人考虑的一大问题。由于马铮从事西塔琴演奏，这项独特的乐器让他有不少机会在综艺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中担任伴奏，“如果只做一个乐手，我这种小众乐器面临的竞争不是很大，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几乎会用了我所有的时间。”马铮说，这对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可怕”，“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我全年都在做乐手，就根本没有时间创作，如果一直创作，就可能填不饱肚子。”这种情况在音乐圈中非常普遍，被马铮和他的朋友称为“成熟的乐手被‘抽干’”。

　　年轻人 拥抱网络和商业合作

　　“如果只是像传统音乐人一样白天写歌、晚上出去唱歌，走红的几率不会特别高，收入也很有限。”但王滔发现，不少90后音乐人开始想办法在互联网做“网红”，并通过一些商业合作增加自己的收入。

　　他想起浙江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四人组成一个组合，在抖音平台上发布歌曲，也帮人翻唱推广。“比如别人创作的词曲，请她们几个专业的人来唱，为这首歌做推广。”王滔说，有时她们也接一些帮人“带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个月每人平均收入有几万元。他还表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把音乐当成产业来做，学生中出现不少类似的“网红”，他们推出歌曲也会彼此推介，互带流量。

　　独立音乐人过去被看做是一个与商业绝缘的群体，但如今年轻音乐人愿意接受商业性的合作。颜人中是一位在网易云音乐上崭露头角的90后音乐人，他刚接手了一个与某瓜子品牌合作的音乐项目。“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唱自己的歌，本质上都是音乐。我也唱过游戏音乐的歌曲，不仅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打游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也觉得很有趣。”颜人中说，他身边很多年轻音乐人都有商业合作，他对此的态度也是：如果歌曲适合自己，并不排斥。

　　在王滔看来，音乐圈的生态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被改变，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纯做线下演出的音乐人比较困难，年轻人愿意与新媒体和商业合作，情况会相对好。”王滔说，以往人们看待“网红”难免有偏见，但现在很多年轻音乐人，比如隔壁老樊、颜人中、陈雪凝都是从网上走出来的，“只要歌唱得好，有什么问题呢？”

1月完成投资81.2亿元 晋江重点项目“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许雅玲）记者从晋江市发改局（重点办）获悉，晋江市800个重点项目1月完成投资81.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9.7%。其中，533个在建项目完成投资74.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11.1%，超过时序进度2.8个百分点。重点项目建设在农历牛年扛旗领跑社会经济建设，总体呈现良好态势。

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年晋江市共安排重点项目800个，总投资达4244.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35.6亿元，其中在建重点项目533个，总投资2964.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74亿元；预备重点项目267个，总投资1279.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61.6亿元。

在建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如火如荼，新开工建设项目也紧随其后。据晋江市发改局（重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1月份，在多方统筹下，晋江还推动港益纤维制品无纺布生产项目、嘉怡塑胶生产项目等16个项目新开工建设，保持重点项目建设整体接续推进。

“接下来将举行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相关活动，营造项目建设的火热氛围，持续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引领作用。”晋江市发改局（重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月19日，已初步征集汇总34个集中开竣工项目，总投资274.5亿元（其中，开工项目26个、总投资217.7亿元，竣工项目8个、总投资56.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