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生于上世一位“80后”妈妈发视频朗读了这篇作文，纪没十几岁的过慈孩子用“上世纪”来形容父母，庄重得像在默写课文。生于上世网友热评“文物出土”。纪没当我们以为这个事儿可能也就到此为止时，过慈1.7黑料吃瓜网结果一大波视频袭来，生于上世持续至今：有的纪没选择直白的玩法，拍摄者与受访者一问一答，过慈“生于1999年是生于上世上世纪的人”；有的用日常物品为世代画像，当有人顺口说出“我用耳机听歌”时，纪没画面瞬间变成黑白，过慈屏幕上出现“上世纪”；有的生于上世直接调侃，生于上世纪，纪没你见过慈禧吧？过慈“生于上世纪”就像是一台流量生产机，其传播和影响范围不算特别广，但也算得上是一种图像奇观了。

这当然是一种搞笑的手法。不过，这个现象多少也透露出，人们对时间和“世纪”感知的变化。冲着这一点，我们写了这篇文章。

“世纪”这个庞然大物

“生于上世纪”的短视频，总是让人发笑。发布者本就奔着这个去的。

要是我们与人聊天时说，“上世纪90年代，我在路边买了张学友的专辑磁带《不老的传说》”，或者“本世纪初，我有一周熬夜看《武林外传》”，必然因为酸腐气过载被嘲笑。换个说法——改为“九几年”“零几年”“幺几年”——无疑顺耳多了。如果年代确实比较久远，用“世纪”跟人说，“上世纪50年代，我在乡下找到一本古诗集来读”，可能才不显得奇怪。不过也得看听者是谁，要是对方跟你同一个年代，就不必画蛇添足了。所以大概可以这么说：在口头交谈中，人们讲述自己或同时代人的某段人生时，要么说完整的年份（如1994年），要么只提末尾两位（如94年、九几年），很少会用到“世纪”。

当然早期计算机这一特殊对象除外。由于机器缺乏人际互动，不具备对上下文或者说语境的认知，人类不得不为它注入“世纪”的数学内涵。所谓“千年虫”问题就是这样来的。新旧世纪之交，一些基于计算机程序的系统由于只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记录年份，结果不能处理跨世纪的日期，2002年和1902年在它看来是同一年，最终致使系统功能紊乱甚至崩溃。人类处理上下文的能力胜于计算机。一个人随口说“九几年”“零几年”或者“80后”“00后”，并没有歧义。只有当作为后来人的我们，用某种新潮叫法把鲁迅等一众先生称为“80后”“90后”时，才会加上限定词：“一个世纪前的‘80后’”“100年前的‘90后’”。这当另说了。

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这样交谈的：

“你哪年开始上网？”“我早哦，幺幺年。”

“你怎么就不读某学者的书了？”“一几年吧，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抄袭了别人。”

这就是哈罗德·加芬克尔等人概括的常人方法学。借他们的口吻来说，人们显然是具备“处理日常生活社会互动的基本方法”的，交谈并不需要面面俱到的、繁琐的说明，一个简单的时间提示、一个缩写的日日韩电影年份，足以被表述、被理解。

相比之下，书面写作使用“世纪”就显得正当许多。如果不加上“世纪”这个关键前缀，单独出现的“90年代”“80年代”或其他某个年代，反倒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不规范、有语病的写法。不过，我们也可以不囿于规范层面来理解两者对“世纪”的使用差异。口头交谈是即时的、短暂的，文字则承载着人们对更大时间跨度的期待——它的读者既是当下的，也是未来的。未来可以很远，远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们这个世纪的人。

当我们回望过去，不断把时间拉长，直到进入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年代，或许就到了该用“某年代”的时候。再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拉长，“上世纪”便显得非说不可。再往前，直到那条时间线上出现的全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18世纪的，10世纪的，还有公元前的。天干地支六十甲子一轮回，世纪比甲子还要长。它太长了，长到超过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极限，长到足以形成诸多牢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这时，“世纪”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计量单位，还是一种社会结构。人们说一个世纪是浪漫的，是指那个世纪经历了一些社会试验，是革命的世纪；人们说一个世纪是理性的，是指那个世纪坚持线性进步论，诸神退位，科学将带领人类走上一条直线上升的发展之路。

在“世纪”的尺度下，一个人的悲欢太轻，太短。拿“世纪”这个庞然大物，去说“80后”“90后”那不过半百的路，本身就够戏剧性的了。这种戏剧性，不仅源于时间的悬殊，更来自力量上的错置。用当下的时髦话来说，这大概就是至此“已成艺术”吧。

“世纪”是现代的

其实无论是在英文还是在中文语境中，“世纪”都是一个现代产物。

也就是说，“世纪”并没有多少自然属性，它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性概念。“天”有昼夜，有斗转星移；“月”有阴晴圆缺；“季”有冷暖变换。“世纪”没有这些规律，其本质是“年”的堆积，完全是人类发明出来，用于编排时间秩序的单位。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农人对时间的感知就是早出晚归和春种秋收（北半球），当然在中国社会还有独特的二十四节气。这种时间，在四季之内是线性的：人们看着庄稼从发芽到结果，一天天走向成熟。而在四季之外，它又是循环的——忙完这个春秋，再忙下一个春秋，周而复始。当然，害羞草软件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也可能打破这个节律。因为这种循环，“年”对农业来说都没有太多实际的生产意义，它主要是在红白大事上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而这两件事又往往委托给本地能识字、能写字的，并且熟悉礼制的先生。在传统社会，“年”对于管理者来说意义更大，尤其它涉及田赋等事项。农历的“年”尚且很少被农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历的、以阿拉伯数字表述的“年”更不必说了。在四川农村老家，我从小发现有的老人家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他们的生活并不封闭，实际上电视、手机、超市、银行，还有在城市务工的子女都在提今年是哪年。问今年是哪年，有的老人家可能答不上来。他们不讲这一串数字，他们讲今年、去年、明年、前些年、往年，并且对其间的人和事如数家珍。后来，我读到社会学者方慧容提出一个概念叫“无事件境”，她用它指传统村民因为缺乏现代时间观念，无法按照线性时间讲述一件事的过程。他们讲述的时间是非线性的，时间可能错位，一个事件可能在他们的讲述中重复出现。

以新历年为基础的“世纪”，更与农业生产没有关系。一个英国农人和一个中国农人遇见，他们会遇到“春秋”的翻译问题，但绝不会被如何翻译“世纪”所困扰，这个纪年单位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了。

“世纪”的本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Century”在英文中表示“100年”，大约起源于17世纪，当时早期“近代”正在形成，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萌芽。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木林集》中用“Century”来组织上千条材料，力图开启一个看待自然的新路径，而这个词还只是计量实验的单位，不是时间单位。“世纪”在中文里表示“100年”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候，在梁启超等先生的推广下，“世纪”作为一个新式概念进入报纸、杂志，随之逐渐被国人所熟知，所接受。梁启超在他的诗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写下，“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用一种新的纪年方式思考中国的历史和命运。“世纪”这个概念在当时有相当的紧迫性，是民族的存亡和变革召唤出了它，并使中国进入全球纪年。当世界各地进入“20世纪”，也就进入了一个极为漫长的世纪，这个世纪也即如今讲的“上世纪”。托尼·朱特的《思虑20世纪》（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版）和汪晖的《世纪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都使用了“世纪”这一方法认识20世纪。

一个前所未有的91看片。免费不用进人类时间编排工程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按照新的纪年，以100年为单位，重新组织人类及地球的历史。于是，不同维度的事件被放进了同一个世纪，一个持续的事件被拦腰截断，编入了不同的世纪。这是不可避免的牺牲。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对理性的编排，一旦1世纪的起点和终点被确定下来，便没有任何一个世纪会因人们的看法而发生位移。有趣的是，人们却往往不会这么看待“世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创造“短20世纪”（从1914年到1991年）这个概念，对一个世纪“掐头去尾”。用历史学的时间机制重新编辑20世纪，他试图超越“世纪”的绝对理性。且不说历史研究，就说当下的搞笑短视频。

“你读高中用什么耳机听歌？”

“我90后，有线耳机。”

“你是上世纪的啊。你见过慈禧吧？”在“慈禧”两个字出现时，画面立马从彩色变黑白，一种总让人想起有人在遛鸟的BGM踩点，紧跟着响起。

又“已成艺术”。

“差一年”的数字景观

接着聊“世纪”的编排。

2000年，是不是本世纪的第一年？

1999年12月31日午夜，全世界都在各自时区举行了盛大的狂欢。人们庆祝的，名义上是三件事：新年的到来、新世纪的开启，以及新千年的降临。钟声敲响，21世纪来了，20世纪被宣告成为过去。遗憾的是，按照“世纪”的编排逻辑，这个夜晚，人们只是在庆祝20世纪最后一年，也是旧千年最后一年的到来。这是因为这套编排体系并没有设置“公元0年”，公元1年之前的那一年是公元前1年，公元1年也是1世纪的起点，按此递推，21世纪的开端实际上是2001年。也就是说，人们欢欣鼓舞迎接新的世纪，其实才刚站在上世纪的末端。新世纪？还得等一年；新千年，也得等一年。

然而，“2000”这个数字太耀眼了，太震撼了，它让“2001”变得平凡无奇。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把2000年作为新世纪的开端。“2000”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数字，在视觉上，从“1”开头的年份（1999）跨越到“2”开头的年份（2000），标志着一个千禧年的结束和另一个千年的开始。我们总是期待一个新的数字会自动产生一种力量，能将过去的不愉快、苦愁和未来的希望决然分开。标记时间的数字有无这样的作用？说没有吧，人一旦相信就可能按照相信的事实去调整生活的想法和做法，说有吧，它到底只是一种人造工具。

大多数“生于上世纪”的人，或许当初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全新的日期结构——“生于本世纪”的人没有这个烦恼。我却费了一点时间。那个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人妻在线91笨拙得只知念“一九九几年”，不知怎样准确地读“2000年”，怎么读都觉得发音别扭。有一天下午，奶奶在庄稼地干活，我在一旁帮忙，她说，以后就念“两千零几年”吧。

说回短视频。

一群人坐在公司办公室。镜头对着他们提问：“你是哪年的？”

“02年的。”

下一位。“00年。”

再下一位。“99年。”画面倏地转为黑白——意思非常明了：此人已被归入“生于上世纪”之列。

生于1999年与生于2000年的两个人，不过一岁之差，却已是两个世纪的人了。这种夸张的手法，将“世纪”的象征意义推到了极致。而之所以说“极致”，是因为它选取的对比点不是2001年或2002年，而是距离1999年仅一年的2000年。这同样是一场视觉冲击的游戏。不过话说回来，“00年”和“99年”其实都属于20世纪……这或许有点反直觉，毕竟我们认准了2000年为新世纪开端。这大概是发明和推广“世纪”这一纪年体系的人们，并未料到的结果。

A生于上世纪，B生于新世纪。这场分类游戏带来了什么？生于新世纪的人，带着一种新鲜的、与旧时代无关的轻盈；生于上世纪的人，被放在了“上世纪”的类别里，仿佛他们身上沾着旧世纪的灰。我们不去说这种分门别类是否带有某种抬高或贬损，这是没有意义的，短视频本身是一种调侃，其目的就是让人在琐碎而又匆忙的日子里笑一笑，对此不必认真。如果“世纪”的提出者因为计算问题，让整个纪年往前移了30年，此时，我们都处于20世纪末，又会如何迎接新世纪？又或者，我们现在的纪年，本身就是错的？

我们已经走过本世纪的四分之一，在过去的这25年（2001年至2025年），可能还未曾对“上世纪”产生过特殊的感受，从不认为自己和“上世纪”有什么关联。如今“10后”正在走向成年，他们让我们意识到20世纪早已远去了；或许，你对“上世纪”的感受本来是模糊的，掺杂着快乐、遗憾，现在却因为调侃短视频凸显出来。这种效果不会持续太久，再过10年、20年或30年，当20世纪走得更远，没有人再为“生于上世纪”发笑了。距离我们越远的时间，在我们的感知中就越容易被折叠——那些原本相隔遥远的事件与人物，在遥远的回望中，仿佛彼此挤在了一起。就像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今天看来，几乎已融为一体。

“世纪”重要，“昼夜”也重要。

今天，你能早点睡吗？

今年年初，一位“80后”妈妈发视频朗读了这篇作文，十几岁的孩子用“上世纪”来形容父母，庄重得像在默写课文。网友热评“文物出土”。当我们以为这个事儿可能也就到此为止时，结果一大波视频袭来，持续至今：有的选择直白的玩法，拍摄者与受访者一问一答，“生于1999年是上世纪的人”；有的用日常物品为世代画像，当有人顺口说出“我用耳机听歌”时，画面瞬间变成黑白，屏幕上出现“上世纪”；有的直接调侃，生于上世纪，你见过慈禧吧？“生于上世纪”就像是一台流量生产机，其传播和影响范围不算特别广，但也算得上是一种图像奇观了。

这当然是一种搞笑的手法。不过，这个现象多少也透露出，人们对时间和“世纪”感知的变化。冲着这一点，我们写了这篇文章。

“世纪”这个庞然大物

“生于上世纪”的短视频，总是让人发笑。发布者本就奔着这个去的。

要是我们与人聊天时说，“上世纪90年代，我在路边买了张学友的专辑磁带《不老的传说》”，或者“本世纪初，我有一周熬夜看《武林外传》”，必然因为酸腐气过载被嘲笑。换个说法——改为“九几年”“零几年”“幺几年”——无疑顺耳多了。如果年代确实比较久远，用“世纪”跟人说，“上世纪50年代，我在乡下找到一本古诗集来读”，可能才不显得奇怪。不过也得看听者是谁，要是对方跟你同一个年代，就不必画蛇添足了。所以大概可以这么说：在口头交谈中，人们讲述自己或同时代人的某段人生时，要么说完整的年份（如1994年），要么只提末尾两位（如94年、九几年），很少会用到“世纪”。

当然早期计算机这一特殊对象除外。由于机器缺乏人际互动，不具备对上下文或者说语境的认知，人类不得不为它注入“世纪”的数学内涵。所谓“千年虫”问题就是这样来的。新旧世纪之交，一些基于计算机程序的系统由于只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记录年份，结果不能处理跨世纪的日期，2002年和1902年在它看来是同一年，最终致使系统功能紊乱甚至崩溃。人类处理上下文的能力胜于计算机。一个人随口说“九几年”“零几年”或者“80后”“00后”，并没有歧义。只有当作为后来人的我们，用某种新潮叫法把鲁迅等一众先生称为“80后”“90后”时，才会加上限定词：“一个世纪前的‘80后’”“100年前的‘90后’”。这当另说了。

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这样交谈的：

“你哪年开始上网？”“我早哦，幺幺年。”

“你怎么就不读某学者的书了？”“一几年吧，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抄袭了别人。”

这就是哈罗德·加芬克尔等人概括的常人方法学。借他们的口吻来说，人们显然是具备“处理日常生活社会互动的基本方法”的，交谈并不需要面面俱到的、繁琐的说明，一个简单的时间提示、一个缩写的年份，足以被表述、被理解。

相比之下，书面写作使用“世纪”就显得正当许多。如果不加上“世纪”这个关键前缀，单独出现的“90年代”“80年代”或其他某个年代，反倒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不规范、有语病的写法。不过，我们也可以不囿于规范层面来理解两者对“世纪”的使用差异。口头交谈是即时的、短暂的，文字则承载着人们对更大时间跨度的期待——它的读者既是当下的，也是未来的。未来可以很远，远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们这个世纪的人。

当我们回望过去，不断把时间拉长，直到进入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年代，或许就到了该用“某年代”的时候。再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拉长，“上世纪”便显得非说不可。再往前，直到那条时间线上出现的全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18世纪的，10世纪的，还有公元前的。天干地支六十甲子一轮回，世纪比甲子还要长。它太长了，长到超过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极限，长到足以形成诸多牢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这时，“世纪”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计量单位，还是一种社会结构。人们说一个世纪是浪漫的，是指那个世纪经历了一些社会试验，是革命的世纪；人们说一个世纪是理性的，是指那个世纪坚持线性进步论，诸神退位，科学将带领人类走上一条直线上升的发展之路。

在“世纪”的尺度下，一个人的悲欢太轻，太短。拿“世纪”这个庞然大物，去说“80后”“90后”那不过半百的路，本身就够戏剧性的了。这种戏剧性，不仅源于时间的悬殊，更来自力量上的错置。用当下的时髦话来说，这大概就是至此“已成艺术”吧。

“世纪”是现代的

其实无论是在英文还是在中文语境中，“世纪”都是一个现代产物。

也就是说，“世纪”并没有多少自然属性，它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性概念。“天”有昼夜，有斗转星移；“月”有阴晴圆缺；“季”有冷暖变换。“世纪”没有这些规律，其本质是“年”的堆积，完全是人类发明出来，用于编排时间秩序的单位。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农人对时间的感知就是早出晚归和春种秋收（北半球），当然在中国社会还有独特的二十四节气。这种时间，在四季之内是线性的：人们看着庄稼从发芽到结果，一天天走向成熟。而在四季之外，它又是循环的——忙完这个春秋，再忙下一个春秋，周而复始。当然，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也可能打破这个节律。因为这种循环，“年”对农业来说都没有太多实际的生产意义，它主要是在红白大事上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而这两件事又往往委托给本地能识字、能写字的，并且熟悉礼制的先生。在传统社会，“年”对于管理者来说意义更大，尤其它涉及田赋等事项。农历的“年”尚且很少被农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历的、以阿拉伯数字表述的“年”更不必说了。在四川农村老家，我从小发现有的老人家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他们的生活并不封闭，实际上电视、手机、超市、银行，还有在城市务工的子女都在提今年是哪年。问今年是哪年，有的老人家可能答不上来。他们不讲这一串数字，他们讲今年、去年、明年、前些年、往年，并且对其间的人和事如数家珍。后来，我读到社会学者方慧容提出一个概念叫“无事件境”，她用它指传统村民因为缺乏现代时间观念，无法按照线性时间讲述一件事的过程。他们讲述的时间是非线性的，时间可能错位，一个事件可能在他们的讲述中重复出现。

以新历年为基础的“世纪”，更与农业生产没有关系。一个英国农人和一个中国农人遇见，他们会遇到“春秋”的翻译问题，但绝不会被如何翻译“世纪”所困扰，这个纪年单位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了。

“世纪”的本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Century”在英文中表示“100年”，大约起源于17世纪，当时早期“近代”正在形成，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萌芽。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木林集》中用“Century”来组织上千条材料，力图开启一个看待自然的新路径，而这个词还只是计量实验的单位，不是时间单位。“世纪”在中文里表示“100年”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候，在梁启超等先生的推广下，“世纪”作为一个新式概念进入报纸、杂志，随之逐渐被国人所熟知，所接受。梁启超在他的诗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写下，“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用一种新的纪年方式思考中国的历史和命运。“世纪”这个概念在当时有相当的紧迫性，是民族的存亡和变革召唤出了它，并使中国进入全球纪年。当世界各地进入“20世纪”，也就进入了一个极为漫长的世纪，这个世纪也即如今讲的“上世纪”。托尼·朱特的《思虑20世纪》（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版）和汪晖的《世纪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都使用了“世纪”这一方法认识20世纪。

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时间编排工程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按照新的纪年，以100年为单位，重新组织人类及地球的历史。于是，不同维度的事件被放进了同一个世纪，一个持续的事件被拦腰截断，编入了不同的世纪。这是不可避免的牺牲。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对理性的编排，一旦1世纪的起点和终点被确定下来，便没有任何一个世纪会因人们的看法而发生位移。有趣的是，人们却往往不会这么看待“世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创造“短20世纪”（从1914年到1991年）这个概念，对一个世纪“掐头去尾”。用历史学的时间机制重新编辑20世纪，他试图超越“世纪”的绝对理性。且不说历史研究，就说当下的搞笑短视频。

“你读高中用什么耳机听歌？”

“我90后，有线耳机。”

“你是上世纪的啊。你见过慈禧吧？”在“慈禧”两个字出现时，画面立马从彩色变黑白，一种总让人想起有人在遛鸟的BGM踩点，紧跟着响起。

又“已成艺术”。

“差一年”的数字景观

接着聊“世纪”的编排。

2000年，是不是本世纪的第一年？

1999年12月31日午夜，全世界都在各自时区举行了盛大的狂欢。人们庆祝的，名义上是三件事：新年的到来、新世纪的开启，以及新千年的降临。钟声敲响，21世纪来了，20世纪被宣告成为过去。遗憾的是，按照“世纪”的编排逻辑，这个夜晚，人们只是在庆祝20世纪最后一年，也是旧千年最后一年的到来。这是因为这套编排体系并没有设置“公元0年”，公元1年之前的那一年是公元前1年，公元1年也是1世纪的起点，按此递推，21世纪的开端实际上是2001年。也就是说，人们欢欣鼓舞迎接新的世纪，其实才刚站在上世纪的末端。新世纪？还得等一年；新千年，也得等一年。

然而，“2000”这个数字太耀眼了，太震撼了，它让“2001”变得平凡无奇。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把2000年作为新世纪的开端。“2000”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数字，在视觉上，从“1”开头的年份（1999）跨越到“2”开头的年份（2000），标志着一个千禧年的结束和另一个千年的开始。我们总是期待一个新的数字会自动产生一种力量，能将过去的不愉快、苦愁和未来的希望决然分开。标记时间的数字有无这样的作用？说没有吧，人一旦相信就可能按照相信的事实去调整生活的想法和做法，说有吧，它到底只是一种人造工具。

大多数“生于上世纪”的人，或许当初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全新的日期结构——“生于本世纪”的人没有这个烦恼。我却费了一点时间。那个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笨拙得只知念“一九九几年”，不知怎样准确地读“2000年”，怎么读都觉得发音别扭。有一天下午，奶奶在庄稼地干活，我在一旁帮忙，她说，以后就念“两千零几年”吧。

说回短视频。

一群人坐在公司办公室。镜头对着他们提问：“你是哪年的？”

“02年的。”

下一位。“00年。”

再下一位。“99年。”画面倏地转为黑白——意思非常明了：此人已被归入“生于上世纪”之列。

生于1999年与生于2000年的两个人，不过一岁之差，却已是两个世纪的人了。这种夸张的手法，将“世纪”的象征意义推到了极致。而之所以说“极致”，是因为它选取的对比点不是2001年或2002年，而是距离1999年仅一年的2000年。这同样是一场视觉冲击的游戏。不过话说回来，“00年”和“99年”其实都属于20世纪……这或许有点反直觉，毕竟我们认准了2000年为新世纪开端。这大概是发明和推广“世纪”这一纪年体系的人们，并未料到的结果。

A生于上世纪，B生于新世纪。这场分类游戏带来了什么？生于新世纪的人，带着一种新鲜的、与旧时代无关的轻盈；生于上世纪的人，被放在了“上世纪”的类别里，仿佛他们身上沾着旧世纪的灰。我们不去说这种分门别类是否带有某种抬高或贬损，这是没有意义的，短视频本身是一种调侃，其目的就是让人在琐碎而又匆忙的日子里笑一笑，对此不必认真。如果“世纪”的提出者因为计算问题，让整个纪年往前移了30年，此时，我们都处于20世纪末，又会如何迎接新世纪？又或者，我们现在的纪年，本身就是错的？

我们已经走过本世纪的四分之一，在过去的这25年（2001年至2025年），可能还未曾对“上世纪”产生过特殊的感受，从不认为自己和“上世纪”有什么关联。如今“10后”正在走向成年，他们让我们意识到20世纪早已远去了；或许，你对“上世纪”的感受本来是模糊的，掺杂着快乐、遗憾，现在却因为调侃短视频凸显出来。这种效果不会持续太久，再过10年、20年或30年，当20世纪走得更远，没有人再为“生于上世纪”发笑了。距离我们越远的时间，在我们的感知中就越容易被折叠——那些原本相隔遥远的事件与人物，在遥远的回望中，仿佛彼此挤在了一起。就像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今天看来，几乎已融为一体。

“世纪”重要，“昼夜”也重要。

今天，你能早点睡吗？

丰泽初中幼儿园招生政策有调整

日前，丰泽区2022年秋季初中、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出台，明确今年秋季招生原则、招生办法、招生程序和时间等。跟去年相比，今年招生政策在跟往年保持总体一致的基础上，有一些调整。

初中招生有五个变化

5月25日至28日，组织民办初中及公办初中同步报名。6月16日至6月20日民办初中提前批和第一批招生电脑随机派位。6月29日至6月30日民办初中第二批招生电脑随机派位。7月5日，泉州一中东海校区，泉州五中桂坛校区、城东校区，华大附中面向丰泽区电脑随机派位招生。

7月8日至9日，丰泽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扣除已被民办初中及市直公办初中电脑派位录取的），按区属各公办初中的招生范围，对口直升安排入学，由被录取学校通知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7月11日至12日，组织对申请就读区属公办中学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行登记、审核，统筹安排入学。

今年初中招生工作意见与去年基本一致，仍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入学原则，公办初中单校划片对口直升或多校划片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等方式招生；民办初中网上报名，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与去年相比，今年有5个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丰泽区户籍的小学毕业入学条件有所变化。

区属公办初中认定招生服务区域的招生对象由原来根据户籍对口直升入学，调整为必须符合户籍、住房产权证件“两一致”，即小学毕业生与其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至少一方的户籍一致（均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与住房产权一致（产权性质、用途为住宅），并且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至少一方的拥有该实际共同居住的住房产权比例应超过50%。

小学毕业生落户到学校招生服务区域的截止时间，区属公办初中统一要求为2022年3月1日前，超过截止日期后取得户口的小学毕业生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

招生服务区域的同一套住房每三年只能有一位小学毕业生在该校入学（同一户主，子女多于一个的家庭除外）。

如果区属公办初中招生服务区域内满足以上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及按政策应照顾对象的数量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则根据学校的招生计划数（需扣除按政策应照顾对象的人数），对满足学校招生条件的所有小学毕业生进行电脑派位录取。

二是依据政策调整随迁子女就读条件。随迁子女“两证”时间从原来要求1年6个月以上(2021年3月1日前），缩短到半年，两证时间改为2022年3月1日前；“四区人员”子女入学要求，由原要求房屋租赁合同和劳动合同1年6个月以上，改为半年（2022年3月1日前）；原要求父母双方或一方需在本区连续缴交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满1年及以上的证明，改为要求连续在我区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满6个月及以上的缴纳证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证明时间计算到2022年3月1日前（不含3月1日）]。

三是个别市直公办初中学校招生范围调整。对华大附中的招生范围改为以电脑随机派位方式面向华大街道办事处招收小学毕业生[具有华大街道户籍并于2022年3月1日前（不含3月1日）迁入且符合住房产权规定要求，或具有辖区内丰泽区第八中心小学具有正式学籍并实际在读的毕业生招生]。

四是调整民办初中招生要求。今年丰泽辖区5所区属民办初中严格执行市教育局关于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只减不增”的精神，今年辖区内民办初中招生在2021年招生计划数的基础上各减少20%。在市民办初中电脑派位招生录取后，该区属民办初中招生计划数仍未完成的，不再面向外县（市、区）招生，未完成的招生计划数由我区统筹安排给予补充。

五是进行两项预告。首次向社会发出2023年将尝试探索小学升初中多校划片招生改革政策。2022年市教育局初中招生方案，提出稳妥推进多校划片招生改革试点，并将热点学校分散划入相应片区，我区结合市局文件精神，拟在今年招生文件中对尝试探索小学升初中多校划片招生改革进行预告。非丰泽区户籍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含具有丰泽区学籍的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申请入读丰泽区属公办初中，要求其父母（监护人）其中一方需持有在我区“两证”[证件签发时间为2023年3月1日前（不含3月1日），且在有效期内]，2023年秋季开始，需增加连续在我区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满6个月及以上的缴纳证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证明时间计算到2022年3月1日前（不含3月1日）]。

幼儿园招生 细化“三一致”条件

今年丰泽区幼儿园招生时间为6月20日，各公办、民办幼儿园向社会发出招生通告；7月5日—7月6日，各公办幼儿园接受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适龄幼儿、政策优待照顾对象的适龄子女报名登记；6月6日—7月5日，泉州市高层次人才登录网上泉州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大厅办理子女入学申请；8月1日前，基本完成招生。

今年该区幼儿园招生办法总体上与去年一致，主要是做了以下两方面调整：

一是细化明确公办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住房产权、实际居住“三一致”家庭的适龄儿童（简称“三一致”对象）的具体条件。

公办幼儿园优先招收本园招生服务区域内“三一致”对象，以及按国家、省市相关入学优待政策照顾的适龄幼儿。“三一致”对象的具体条件如下：适龄幼儿与其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户籍一致（均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内）并实际共同居住，户籍与房产一致（产权性质、用途为住宅），房产与实际居住一致。适龄幼儿落户到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3月1日前。2021年3月1日以后（含3月1日）新购房落户的（包括通过其他形式取得房产的），适龄幼儿的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拥有该实际共同居住的住房产权比例应超过50%（不包括50%，产权证或不动产登记证上没注明共有产权人产权比例的，视为平均分配）。招生服务区域的同一套住房每三年只能有一位适龄幼儿在该园入学（同一户主、子女多于一个的家庭除外）。如果该住房过户时学位已被占用，须待占用学位的适龄幼儿毕业后，新购房家庭的适龄子女才可以到该园入学。父母辈的房产过户给祖辈的，须待占用学位的原产权人的子女毕业后，原产权人的兄弟（姐妹）的适龄子女才可以到该园入学。

二是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政策有所调整。根据新修订出台文件精神，市级认定的第三、第四层次人才，可安排其子女到人才工作单位或居住地（在居住地须持有房产）所在县（市、区）属优质公办幼儿园就读。与去年相比，今年所依据的政策文件有变化，第三、第四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政策不同，第一、第二、第五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优待政策保持不变。（泉州晚报记者 曾聪虹）

当陶瓷遇上中国画 沈岩：让每件艺术品成为孤品

原标题：当陶瓷遇上中国画 沈岩：让每件艺术品成为孤品

当陶瓷遇上中国画 沈岩：让每件艺术品成为孤品

­ 沈岩在创作中。

­ 在当代著名书画家、文化学者沈岩看来，“陶瓷遇上中国画”应该成为一个课题，值得艺术创作者共同深入研究和探讨。

­ 日前，由沈岩主创的“陶瓷遇上中国画”作品展在泉州展出。这次展出的22件陶瓷作品，均为他近期赴德化创作而成。

­ 【国画·国瓷】

­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产品代表的德化陶瓷，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播使者，中国画亦是从千年走来的深远艺术，二者的结合相得益彰。”沈岩说，在白瓷上创作山水花鸟画，既增加了白瓷艺术的附加值，也可以让每一件作品都成为孤品。

­ 沈岩，原名沈逸生，号清流耕夫，1947年出生于福建诏安，现居北京，当代著名书画家，文化学者，著名闽派艺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研究员。其作品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台湾及新加坡展出。

­ 年逾七旬的沈岩与德化陶瓷的“相遇”，要从2015年在德化举办的中外艺术家泉州对话活动说起。那次，主办方邀请了来自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日本、中国9个国家的28位国际知名学者、艺术家重聚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德化瓷的产地与中国千年制瓷历史对话。

­ “当时我受邀参加这场活动，感触很深。”沈岩说，怎么在陶瓷上表现中华民族的东西，应该是我们要思考的，“外国人重视色彩、图案，与陶瓷跨界的作品显得时尚。但是，陶瓷理应和中国画结合更紧密”。

­ 在他看来，“中国白”与中国画的共同点在于文化基因。“民族审美是一致的，笔墨语言是一样的，评价标准也相近。但二者也有不同，陶瓷的表现更为丰富，落笔后可修改，但在瓶型、器形上有所限制。”

­ 有了这次契机，沈岩迷上陶瓷上的绘画。他很愿意在这门既极古老又新鲜的领域多一些探索。

­ 【诗意·新境】

­ 沈岩说，从平面的宣纸上创作，到立体的器皿上绘画，笔法、用色都是不同的，需要创作者一次次揣摩。除此之外，还需要站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高度，提升“陶瓷遇上中国画”这个命题。

­ 经过一次次试验，光洁的白瓷“遇见”水墨山水，碰撞出诗意与美好。“将传统的文人画风赋予陶瓷艺术，可以帮助我们树立起中华文化的自信。”沈岩认为，陶瓷上创作，过去是工匠的事，艺术家也许不屑为之。但时代已然变化，“我们应该用笔墨语言，将中国画和陶瓷的哲学情趣、审美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画的许多特点，乃至中国自己的文化特点，其实都可以在陶瓷上表现出来”。

­ 其实，在造纸技艺发明以前，有一些最早的中国画，是画在陶器上的。至少在七千年前，中国先民就画出各种线条图案装饰彩陶器皿。追忆古老的中华文明，再谈“当陶瓷遇上中国画”，也许你就会认同，这本身不是一门“新锐艺术”。

­ “在德化陶瓷上创作国画是很有期待感的，区别于宣纸上的描绘。”沈岩介绍说，从材质上看，德化陶瓷有着“中国白”的美誉，它比宣纸还白。从平面的宣纸上创作，转换到立体的白瓷瓷胎上，创作技法本就不同。瓷画完后还需要上釉，再放进炉窑里烧制，成品是未知的过程。

­ 他认为，德化陶瓷与中国画的结合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吸引更多中国艺术家参与到陶瓷画的创作中来，把德化陶瓷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为“一带一路”文明对话增光添彩。（福建日报记者 肖榕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