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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诚”相伴随的回忆录与自传写作

“如果如今的读者无需费力搜寻,便能在社交媒体上读到大量的‘自白式写作’,是否预示着自传体写作即将终结?”这篇由作家布莱克·莫里森(Black Morrison)为自己的新书所写的导读文章的开篇如此写道。

莫里森指出,如今大量的回忆录作品中充满了个人细节,就像是要和社交媒体上那些每天都在出现的私人自白分庭抗礼一样。其中的很多细节的袒露程度令人不适,比如JR·阿克利的回忆录《我的小狗郁金香》(My Dog Tulip)和《我的父亲和我》(My Father and Myself)用极其坦率的笔调讲述了他对宠物产生的爱欲。

在一个被广泛评价为“自恋时代”的时期,回忆录的过度袒露无疑体现了一种极致的真诚追求。“当读者觉得回忆录不可信时,这一体裁便会遭受根本性的重创”,在新近出版的《论回忆录》(On Memoir)一书中,莫里森写道。2025年,《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报道揭露了畅销书《盐径》(The Salt Path)的造假问题。《盐径》讲述了作者雷纳·温(Raynor Winn)和患病的丈夫在经历无家可归后,通过沿着英格兰海岸线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重建人生的励志故事。报道指出,其中最为核心的事实“无家可归”都存在疑点。一时间,读者们的质疑如潮水般涌来。

与之类似,今年年初,“鉴抄”博主“抒情的森林”指出,曾出版《秋园》《豆子芝麻茶》等非虚构作品的黄色软站下载作家杨本芬涉嫌抄袭,如《豆子芝麻茶》中的多处段落与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类似。杨本芬随后公开道歉。在许多评论的网友看来,作为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不真诚”是底线性质的问题。在越来越多非专业的“素人”作家纷纷拿起笔书写自身经历的当下,读者们或许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些作品的文笔,唯独“真诚”不可以让步。

自我叙述的真诚,与回忆录这一体裁的起源密切相关。通常认为,公元371年圣·奥古斯丁写下的《忏悔录》是标志性的回忆录文本。奥古斯丁对自我的反思,对脆弱的袒露,对基督教文化中的救赎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回忆录是“基于个人经历撰写的叙事作品”。它也是“对值得记录的事件所作的记述”。“值得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写作类似作品时的一个心理障碍——若我不是圣·奥古斯丁,一介平凡人的琐碎日常真的有人愿意看,或者说,有公共性吗?

蒙田曾经给出过回答,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就足以代表人类的全部经历”。随着20世纪精神分析的兴起,通过个体叙述挖掘潜意识的普遍结构成为流行。蒙田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持续推动回忆录、自传体文学的发展。根据本·雅格达(Ben Yagoda)在《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中的统计,1990年至2010年是回忆录体裁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尼尔森图书扫描(Nielsen BookScan)追踪了美国约70%的图书销售情况后发现,在2004年至2008年间,“个人回忆录”“童年回忆录”以及“亲属回忆录”这几个类别的总销量增长率超过了400%。

不真诚不行,太真诚也不行?

然而,莫里森前述指出的现象也表明:我们可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喜欢真诚——尤其是当它和我们固有的更多观念定式相冲突的时候。俄罗斯作家李·考夫曼(Lee Kofman)在谈及自己的回忆录写作时提到:“相比之下,当我坦诚地描写自己的情感痛苦时,通常会更能赢得读者的同情,并赋予我的作品更深层次的意义”。莫里森也在《论回忆录》中写道,从疾病中康复、从挫折中站起来,这些都是回忆录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对于描写回忆录来说,“读者们总会觉得疾病本身比治愈过程更引人入胜。”

卢梭曾在《忏悔录》中表达过一层重要的意思:真诚不仅意味着对自己真诚,还需要让这种真诚被他人感知到。如果说,真诚意味着一种作者内心与外在行动的一致性,那么并不是17草最新网址每一种真诚都能获得同等的欢迎和接纳。比如,人们似乎并不那么渴望从普通人的自我书写里读到一种“人定胜天”的坚定,或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淡然,并倾向于认为这些并非真诚的表达。不过,一旦角色调换成所谓的“名人”,或是被媒体神话的“企业英雄”,那么他们经历的一切离奇之事似乎都变得合理起来。

刚刚凭借《万物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获得2026年普利策奖的华裔作家李翊云的遭遇,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万物自然生长》写于李翊云的小儿子詹姆斯2024年自杀之后。而在此前的2017年,李翊云失去了大儿子。她在这本回忆录中真诚记述了与两个孩子曾经的对话,普利策奖评委会评价其“以冷峻克制、倔强不驯的笔调,聚焦于事实、语言与生命的顽强”。然而,李翊云这种克制的真诚,在中国舆论场却被指责为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

另一位知名的非虚构写作者琼·狄迪恩在《奇想之年》中也谈到过一段经历。在丈夫突然离世后,当她在医院问医生:“他死了,对吗?”时,她听到别人形容她特别“冷静沉着”。她心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做呢?崩溃?需要镇静剂?尖叫?莫里森评价,或许此时,尽可能坦诚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她唯一能接受丈夫去世的方式。

书写堪称最伟大二次世界大战个人回忆的普利莫·莱维同样因坦诚遭遇过质疑。莱维书写自己被囚禁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经历堪称事无巨细,比如,鞋子,他写,“死亡始于鞋子,如果鞋子不合脚,你每天穿着它们艰难跋涉乃至劳动,你的脚肯定会溃烂,一旦溃烂感染,你被送进医务室,你的生存几率就很渺茫——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是党卫军”。一些读者批评他过于沉湎细节,同时,没有在讲述大量的细节后给出一个总体像“英雄归来”一般的积极古史。然而,或许只有经历集中营式的集体恐怖的人,才会对每一个细节有如此深刻的感知。

回忆录是特殊的,它的写作同时具有高度的私人性和公共性,坦诚地讲述自己面对悲剧时的克制,忠实地记录那些最细微的恐怖,这些或许都是91成人网视频对自己的交代,但未必是公众期待的那个“交代”。或许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并没有那么爱真诚,而只是爱特定的真诚脚本。

社交媒体:真诚即反讽?

这个问题并不只影响到回忆录的读者,在一个人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年代,我们其实每天都在面对“真诚”的问题:发帖的时候我们如何讲述自己?我们如何筛选心目中觉得充满“活人感”的博主。这时候,人们偏爱的那些特定的真诚脚本同样发挥着作用。

即使是对应对媒介经验相当熟悉的明星来说,面对这种脚本也常常犯难。布特尔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里就指出,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明星跟随潮流,都希望自己能够在粉丝心目中是“接地气”的。但是“接地气”并不天然等于“真诚”。“在现实生活的用法中,接地气常常趋向一种极端自我的毁灭式人格”。因轻微抑郁整日瘫在床上很“接地气”,为了无用之物孤注一掷很“接地气”,在减肥时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而吃了垃圾食品,也很“接地气”。相反,坚持自律健身,坚定地步入婚姻,反而显得没那么“接地气”。布特尔打趣道,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接地气”约等于“把生活过得一团糟”。

这背后同样是人们对某种更受欢迎的“真诚”脚本的预设:一个真诚的人,会不去掩藏那些看起来被公认为缺点或者尴尬的事情。这种袒露——或者说“出丑”——本质上传递了一种明星的“可共情性”,让粉丝觉得与自己的偶像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显得更受欢迎。这类脚本很快也被社交媒体识别为“涨粉”最重要的动力。以至于,2015年,拥有50万粉丝的Ins网红埃塞娜·奥尼尔(Essena Oneill)删除了自己过去所有发过的光鲜亮丽的帖子,并彻底更换了保留下来的照片中的配文,让自己显得“更有缺陷”。

不止明星,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的“真诚”有很多种,但其共性,便是能让人感受到被共情和被理解——人们喜爱真诚,前提是不被这种真诚冒犯。史蒂芬尼·贝克和克里斯·罗杰克在《生活方式导师》中分析了社交媒体上的知识博主。不论是数码产品、运动健身等日常生活知识,还是专业的学科知识,知识博主和权威专家最大的区别,即是他们对“处于系统之外”的自我标榜,以此凸显他们的知识别具一格,有别于刻板的无风险9.1视频免费专家们——一个爱情博主往往会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用真诚唤起受众的共鸣。在受众眼中,他们可能比一个研究爱情社会学的专家更权威——尽管,很难说他们提供的究竟是知识,还是纯粹的共情。

在公众对特定真诚表现出的热忱之下,真诚也终于成为拥有模板的流量生意,最终,这还是会威胁到真诚自身,我们会越来越难在社交媒体上去分辨一个人是否真诚,抑或他是否正在表演着真诚。布特尔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可能:未来,唯一能被感受到的真诚只能是以“反讽”的形式存在的。比如,在表达前,提前预判对方可能质疑自己的真诚,于是提前“叠甲”,发照片时配文“发张无耻的自拍”,或者发一句发自肺腑的真话时在末尾加上一个“(x)”。这时候,如布特尔所说,我们的自我实际上分裂成两个,一个“我”在真诚地表达,另一个“我”则在“监控”这种真诚,以便它不至于在公共空间中遭遇反感。

在《回忆录的艺术》一书中,玛丽·卡尔谈到了相似的道理。卡尔认为,回忆录,或者说自我叙述,其价值本质上并不是完整地还原个人经历的事实,而是个人讲述自身如何体验以及反思事实。任何一本优秀的回忆录作者,在写作时同样分裂出两个自我,相互审视,甚至呈现出拉扯。作者有时对自己笔下的记录感到犹疑,甚至充满耻感,并忠实地记录这种耻感——就像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社会作为判决》中写作的那样。可以说,这里的真诚,是表达对自己是否真诚的不确定。卡尔也因此十分坚信,回忆录这类自我叙述,始终不会失去重要性。因为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年代,回忆录是唯一有勇气直面坚固事实的文体。这个事实,便是我们每个人真诚的暧昧性。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列为年度词汇,意指我们将迎来一个对真相毫不在意的时代。这可能也是近年来知名度最高的年度词汇之一。不过,十年过去,尽管这个词已然融入日常,但人们其实始终没有如词语描述的一样堕入对真实的虚无主义态度,相反,人们开始空前地迷恋真实。

这并不难理解。如今,人们刷到的短视频可能是换脸过的,读到的小说可能出自ChatGPT,更不用提充斥在社交媒体上的种种“人设”。人们渴望见到的是事实,打交道的是一个活人,渴望从技术构筑的种种幻象中挣扎出来透口气。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如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一书中,英国记者埃米莉·布特尔指出的:“以原始和亲切为卖点的书籍,正在占据主导地位”。同样,在中国图书市场上,非虚构类自述作品、回忆录也成为近年来热度很高的品类,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跑外卖》,以及前段时间深陷抄袭争议的作家杨本芬创作的系列作品等。

与“真诚”相伴随的回忆录与自传写作

“如果如今的读者无需费力搜寻,便能在社交媒体上读到大量的‘自白式写作’,是否预示着自传体写作即将终结?”这篇由作家布莱克·莫里森(Black Morrison)为自己的新书所写的导读文章的开篇如此写道。

莫里森指出,如今大量的回忆录作品中充满了个人细节,就像是要和社交媒体上那些每天都在出现的私人自白分庭抗礼一样。其中的很多细节的袒露程度令人不适,比如JR·阿克利的回忆录《我的小狗郁金香》(My Dog Tulip)和《我的父亲和我》(My Father and Myself)用极其坦率的笔调讲述了他对宠物产生的爱欲。

在一个被广泛评价为“自恋时代”的时期,回忆录的过度袒露无疑体现了一种极致的真诚追求。“当读者觉得回忆录不可信时,这一体裁便会遭受根本性的重创”,在新近出版的《论回忆录》(On Memoir)一书中,莫里森写道。2025年,《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报道揭露了畅销书《盐径》(The Salt Path)的造假问题。《盐径》讲述了作者雷纳·温(Raynor Winn)和患病的丈夫在经历无家可归后,通过沿着英格兰海岸线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重建人生的励志故事。报道指出,其中最为核心的事实“无家可归”都存在疑点。一时间,读者们的质疑如潮水般涌来。

与之类似,今年年初,“鉴抄”博主“抒情的森林”指出,曾出版《秋园》《豆子芝麻茶》等非虚构作品的作家杨本芬涉嫌抄袭,如《豆子芝麻茶》中的多处段落与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类似。杨本芬随后公开道歉。在许多评论的网友看来,作为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不真诚”是底线性质的问题。在越来越多非专业的“素人”作家纷纷拿起笔书写自身经历的当下,读者们或许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些作品的文笔,唯独“真诚”不可以让步。

自我叙述的真诚,与回忆录这一体裁的起源密切相关。通常认为,公元371年圣·奥古斯丁写下的《忏悔录》是标志性的回忆录文本。奥古斯丁对自我的反思,对脆弱的袒露,对基督教文化中的救赎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回忆录是“基于个人经历撰写的叙事作品”。它也是“对值得记录的事件所作的记述”。“值得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写作类似作品时的一个心理障碍——若我不是圣·奥古斯丁,一介平凡人的琐碎日常真的有人愿意看,或者说,有公共性吗?

蒙田曾经给出过回答,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就足以代表人类的全部经历”。随着20世纪精神分析的兴起,通过个体叙述挖掘潜意识的普遍结构成为流行。蒙田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持续推动回忆录、自传体文学的发展。根据本·雅格达(Ben Yagoda)在《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中的统计,1990年至2010年是回忆录体裁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尼尔森图书扫描(Nielsen BookScan)追踪了美国约70%的图书销售情况后发现,在2004年至2008年间,“个人回忆录”“童年回忆录”以及“亲属回忆录”这几个类别的总销量增长率超过了400%。

不真诚不行,太真诚也不行?

然而,莫里森前述指出的现象也表明:我们可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喜欢真诚——尤其是当它和我们固有的更多观念定式相冲突的时候。俄罗斯作家李·考夫曼(Lee Kofman)在谈及自己的回忆录写作时提到:“相比之下,当我坦诚地描写自己的情感痛苦时,通常会更能赢得读者的同情,并赋予我的作品更深层次的意义”。莫里森也在《论回忆录》中写道,从疾病中康复、从挫折中站起来,这些都是回忆录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对于描写回忆录来说,“读者们总会觉得疾病本身比治愈过程更引人入胜。”

卢梭曾在《忏悔录》中表达过一层重要的意思:真诚不仅意味着对自己真诚,还需要让这种真诚被他人感知到。如果说,真诚意味着一种作者内心与外在行动的一致性,那么并不是每一种真诚都能获得同等的欢迎和接纳。比如,人们似乎并不那么渴望从普通人的自我书写里读到一种“人定胜天”的坚定,或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淡然,并倾向于认为这些并非真诚的表达。不过,一旦角色调换成所谓的“名人”,或是被媒体神话的“企业英雄”,那么他们经历的一切离奇之事似乎都变得合理起来。

刚刚凭借《万物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获得2026年普利策奖的华裔作家李翊云的遭遇,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万物自然生长》写于李翊云的小儿子詹姆斯2024年自杀之后。而在此前的2017年,李翊云失去了大儿子。她在这本回忆录中真诚记述了与两个孩子曾经的对话,普利策奖评委会评价其“以冷峻克制、倔强不驯的笔调,聚焦于事实、语言与生命的顽强”。然而,李翊云这种克制的真诚,在中国舆论场却被指责为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

另一位知名的非虚构写作者琼·狄迪恩在《奇想之年》中也谈到过一段经历。在丈夫突然离世后,当她在医院问医生:“他死了,对吗?”时,她听到别人形容她特别“冷静沉着”。她心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做呢?崩溃?需要镇静剂?尖叫?莫里森评价,或许此时,尽可能坦诚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她唯一能接受丈夫去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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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真诚即反讽?

这个问题并不只影响到回忆录的读者,在一个人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年代,我们其实每天都在面对“真诚”的问题:发帖的时候我们如何讲述自己?我们如何筛选心目中觉得充满“活人感”的博主。这时候,人们偏爱的那些特定的真诚脚本同样发挥着作用。

即使是对应对媒介经验相当熟悉的明星来说,面对这种脚本也常常犯难。布特尔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里就指出,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明星跟随潮流,都希望自己能够在粉丝心目中是“接地气”的。但是“接地气”并不天然等于“真诚”。“在现实生活的用法中,接地气常常趋向一种极端自我的毁灭式人格”。因轻微抑郁整日瘫在床上很“接地气”,为了无用之物孤注一掷很“接地气”,在减肥时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而吃了垃圾食品,也很“接地气”。相反,坚持自律健身,坚定地步入婚姻,反而显得没那么“接地气”。布特尔打趣道,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接地气”约等于“把生活过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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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明星,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的“真诚”有很多种,但其共性,便是能让人感受到被共情和被理解——人们喜爱真诚,前提是不被这种真诚冒犯。史蒂芬尼·贝克和克里斯·罗杰克在《生活方式导师》中分析了社交媒体上的知识博主。不论是数码产品、运动健身等日常生活知识,还是专业的学科知识,知识博主和权威专家最大的区别,即是他们对“处于系统之外”的自我标榜,以此凸显他们的知识别具一格,有别于刻板的专家们——一个爱情博主往往会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用真诚唤起受众的共鸣。在受众眼中,他们可能比一个研究爱情社会学的专家更权威——尽管,很难说他们提供的究竟是知识,还是纯粹的共情。

在公众对特定真诚表现出的热忱之下,真诚也终于成为拥有模板的流量生意,最终,这还是会威胁到真诚自身,我们会越来越难在社交媒体上去分辨一个人是否真诚,抑或他是否正在表演着真诚。布特尔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可能:未来,唯一能被感受到的真诚只能是以“反讽”的形式存在的。比如,在表达前,提前预判对方可能质疑自己的真诚,于是提前“叠甲”,发照片时配文“发张无耻的自拍”,或者发一句发自肺腑的真话时在末尾加上一个“(x)”。这时候,如布特尔所说,我们的自我实际上分裂成两个,一个“我”在真诚地表达,另一个“我”则在“监控”这种真诚,以便它不至于在公共空间中遭遇反感。

在《回忆录的艺术》一书中,玛丽·卡尔谈到了相似的道理。卡尔认为,回忆录,或者说自我叙述,其价值本质上并不是完整地还原个人经历的事实,而是个人讲述自身如何体验以及反思事实。任何一本优秀的回忆录作者,在写作时同样分裂出两个自我,相互审视,甚至呈现出拉扯。作者有时对自己笔下的记录感到犹疑,甚至充满耻感,并忠实地记录这种耻感——就像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社会作为判决》中写作的那样。可以说,这里的真诚,是表达对自己是否真诚的不确定。卡尔也因此十分坚信,回忆录这类自我叙述,始终不会失去重要性。因为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年代,回忆录是唯一有勇气直面坚固事实的文体。这个事实,便是我们每个人真诚的暧昧性。

冒充军警要求垫资汇款 虽是老骗局但仍有人上当

原标题:冒充军警要求垫资汇款 虽是老骗局但仍有人上当

警方提醒—— 部队采购程序严格 “电话生意”切莫轻信

海峡网7月20日讯 (泉州网记者 廖培煌 通讯员 郭锦火 黄颖鹏 白炯昕)“我是消防支队的后勤处长,有个工程要做……”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人会以为接到了大生意。接下来,这个“处长”会要求帮忙垫资买一批物资。不明就里的,就会上当受骗。昨日,丰泽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通报,近期破获多起诈骗案件,其中两起冒充军警的案件虽是老骗局,但仍有人上当。

冒充军官 声称采购铁床 要求垫付钱款

今年6月7日,在泉州市区开建筑工程公司的骆先生,接到了一名自称“丰泽区消防支队后勤管理处处长”男子的电话,“处长”称骆先生的手机是一个朋友提供的。这个朋友,确实是骆先生相熟的,骆先生对“处长”的身份没有怀疑。

“处长”告诉骆先生,部门近期有个路面硬化工程要做,工程量不小,利润可观。两人在电话里商定次日到“支队”签合同。

8日清早,还没到上班时间,骆先生接到了“处长”的电话。“处长”说,他们消防部队临时要采购一批军用铁床,因为比较紧急,需要外面公司先行承办。“处长”报了经常采购的某公司张经理的电话,让骆先生联系,“届时你们还可以挣点差价”。骆先生立即与张经理取得联系。张经理要求先汇货款11.1万元,骆先生随即通过网上银行转账。

转完账,骆先生就再也联系不上“处长”和张经理了,这时他才发觉被骗。

丰泽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接报后迅速介入调查,发现骆先生被骗的11万元流向湖北襄阳一家银行。日前,民警赶赴河南南阳,抓获受上线指派取款的韩某贵。18日,韩某贵被押回泉州。

冒充民警 “警官”来电借钱 生意人上当受骗

丰泽区东海的郑先生是个生意人,朋友多,为人爽快。今年3月21日,郑先生接到电话,对方自称“王警官”。郑先生住的社区确实属于王警官负责辖区,此前郑先生与王警官打过交道。

“你能不能先借我10万元,我急着汇给一个朋友,下午我就把钱还你。”“王警官”说朋友出了大事,但他在外面有公务一时没办法转账。郑先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并将钱转给“王警官”的朋友。转完后,郑先生再打给社区的王警官,王警官十分诧异。郑先生这才发现上当。

丰泽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调查发现,郑先生被骗的10万元,已经层层转移。锁定取款人在广东茂名市电白区后,民警赶去将诈骗取款者姜某抓获。18日,姜某被押回泉州。

警方提醒 部队采购流程严格 不会通过电话确定

此前,针对冒充消防军官采购诈骗的骗局,泉州市反诈骗中心发布过紧急预警,本报也及时进行了报道。但近段时间,这类案件仍屡屡发生,泉州有不少人受害。

民警介绍,这样的骗局漏洞百出。首先是常识问题,消防部队的名称、职务都是错误的,市一级的为消防支队,而非大队,同时大队这类建制没有所谓的“处长”。另外,部队采购有严格制度和流程,不可能凭借一通电话就确定工程、订购物资。

冒充消防军官采购的这些骗局中,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就是“垫付”。民警提醒,但凡在电话、网络、微信里,不管在哪个环节,提及钱款的,都要警惕,多向身边亲戚朋友和警方求助,避免上当受骗。

存放不明食品添加剂 晋江取缔一肉制品非法加工点

原标题:存放不明食品添加剂 晋江取缔一肉制品非法加工点

海峡网9月28日讯 (泉州网记者李菁 通讯员洪欣仪 文/图)昨日,记者从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9月21日,晋江罗山街道联合派出所、市场监管所、供电所等多部门取缔了一处肉制品非法加工点。

存放不明食品添加剂 晋江取缔一肉制品非法加工点

现场环境脏乱差

据了解,该肉制品非法加工点位于罗山街道前沿社区。执法人员发现,该肉制品非法加工点不仅生产加工场所狭小、设备简陋,还存放了不明食品添加剂、生产环境脏乱差。同时,加工现场无防尘、防蝇、防鼠和清洗消毒设施,生产用的器具、原料杂乱地堆放在地面上等,生产条件和卫生环境极其恶劣。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正在进行肉制品加工的从业人员也未进行健康体检,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同时该加工点负责人也不能提供所进购的肉制品等相关票证,且该处加工点未经许可加工生产,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停止生产,并依法断电查封,防止其继续生产。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将持续开展巡查,加大对非法食品加工行为的巡查打击力度,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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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评论 (3条)

  • 张张科技迷2小时前
    非常全面的分析!具身智能这块确实今年进步很大,我家已经用上了扫地机器人升级版,体验完全不一样了。
  • 王王思远5小时前
    AI监管这块说得很好,安全确实应该放在首位。希望国内也能尽快出台更细化的标准,让行业发展更规范。
  • 陈陈小雨8小时前
    期待下半年的发展!绿色AI这个概念很值得关注,毕竟算力消耗确实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