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将镜头对准了曾参加过“超女”“快女”“快男”的超女初代选秀艺人，记录他们当下的时间生存现状和找寻自我的历程，纪录片《因为是回的再想写成歌》播出之后引发众多网友的热议与共鸣。表面看，响里这是快男一次对选秀时代的回望与致敬；但细细品味便会发现，这部作品的故事91n.c意义远不止于“情怀杀”那么简单。

难以复制的讲述时代样本

纪录片中的嘉宾来自李霄云、陈楚生等《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快乐男声》选手，超女这是时间千禧年之后中国大陆娱乐工业、科技、回的再文化飞速发展的响里重要历史时段，也是快男电视媒介的黄金时代，更是故事一个节目能掀起“全民狂欢”的最后时光。那时，讲述社交媒体尚未兴起，超女人们还习惯于每周五晚上守在电视机前，以万人空巷的场景用手机短信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这种“全民性”，今日已很难重现。

不同于后来的选秀选手，初代选秀选手的珍贵在于保留了“未被编码”的野生状态。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笑，不知道如何制造话题，如何经营粉丝；他们在镜头前的每一次流泪，每一次拥抱，每一次激动或失落，都是本能反应，而非精心设计。这种真诚与真实，是后来任何一档选秀节目都难以复刻的。

纪录片中，很多选手都不约而同地用“无法想象”“太突然”“完全没有准备”来形容自己当年被推到舞台中央时的心理变化。当一夜之间被所有人看到，经历短暂辉煌之后又被刮到龙卷风之外，这种极致的人生体验，只有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节点才可能发生。

然而，真实的另一面是残酷的代价。因为没有前车之鉴，他们不知道成名后要面对什么。直接看91段林希不知道拿了冠军之后，等待她的是无尽的商演和逐渐掏空的自我；李霄云不知道坚持做自己想要的音乐，可能需要付出银行卡只剩1.6元的代价；苏妙玲不知道那个在比赛时对自己关怀备至的“昊姐”，在比赛结束后会变得如此遥远。这种对后果的无知，让他们付出了比后来者更为惨痛的代价。

因此，《因为是想写成歌》为我们存档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时代，记录了一群被时代浪潮抛向高空的样本群体，在极度压缩的时间内经历起伏、挣扎、和解与迷失。当普通人可能需要用一生去体验的起落沉浮，被压缩进他们二十岁之后的短短几年，他们便成了观察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宝贵切片。

错综复杂的人性光谱

如果说历史坐标是这部纪录片的外在框架，那么导演马昊与选手们的关系互动便是它的内在肌理。《因为是想写成歌》让曾经的选秀总导演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观看的视角和故事的主体。这种参与式的创作手法，使得影片成为一场近乎“残忍”的人性实验：曾经的造星者与她的“造物”们，在时隔十余年甚至几十年后重新面对面，不同的见面姿态交织着错综复杂的情感互动。在此过程中，人性如同一枚棱镜，折射出丰富的光谱。

对话段林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者的愧疚与弱者的悲悯。2011年的“快女”冠军，如今在云南保山的菜市场里坚持用纸币交易只为能节省几毛钱。面对这个自己亲手送上冠军宝座、如今却“混得最惨”的孩子，马昊的姿态是复杂的，有关切，有愧疚，但也不乏一种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心态。片中那场引发争议的“饭局设计”兴许能说明问题：马昊安排段林希意外听到关于制作费的对话，试图逼出她的真实反应。这一行为的背后，暴露了马昊作为曾经的九1免费总导演、如今的纪录片创作者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她仍然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有权介入、有权设计、有权导演他人的情绪。然而最震撼人心的，是段林希的反应——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理解。更令人动容的是，段林希敢于说出那句：“也许你对我们的感情，也是工作。”这句话像一把钝刀，不锋利，却足够深刻地切开了马昊与选手关系的本质。

对话苏妙玲，我们看到的是情感的真伪之辩与被压抑的质疑。十四年后，当马昊回到苏妙玲的家乡，坦承当年没有很好地兑现“让选手有饭吃”的承诺时，苏妙玲并没有接受这场迟来的和解。她在镜头前含泪问出那句埋藏多年的困惑：“我到现在都分不清昊姐对我的关心是真是假？”这句质问，撕开了马昊与选手关系中最为脆弱的一层——情感的真伪。那些年被包装成“家人”的关怀，那些“妈妈”式的呵护与指导，究竟有多少是发自内心，有多少只是职业所需？

对话李霄云，我们看到的是规训者的傲慢与被规训者的倔强。马昊对李霄云说出的那句“如果当时你听话的话现在也会很红”，背后隐藏着权力逻辑——你的价值由我定义，你的成功取决于是否服从我的安排。李霄云的回应是沉默，是坚持，哪怕银行卡里只剩1.6元，哪怕付不起停车费。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我不接受你的定义，我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对话黄英，我们看到的是成功者的印证与妥协者的自洽。黄英选择了“听话”，选择了拥抱变化，积极投身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中文在线电视剧字幕播放百度电影在商业逻辑中平衡“歌手”与“妈妈”的身份角色。她坦言自己“跨越了阶层”，言语间有一种自洽的坦然。面对黄英，马昊的姿态明显不同，是一种近乎“印证”的欣慰——看，听话的孩子果然过得好。

与陈楚生的对谈则颇具玩味。整场对话过程中，陈楚生流露出来的清醒通透与马昊表现的焦虑迷茫形成鲜明对比，这场跨越十余年的角色反转，是一场关于“何为成功人生”的无声辩论，更是一个时代的造星者与被造者终于平等对视的瞬间。马昊的焦虑代表了一种仍通过外部世界寻求自我身份确认的价值取向——用作品、回忆、与他人的关系来拼凑自我；而陈楚生的通透则代表了一种向内求索的进程，他不再需要外界的确认，凭借热爱彰显价值本身。马昊来寻找陈楚生，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寻找自己光辉历史的见证；而陈楚生的成功，也是对马昊们工作的回应。片中，陈楚生说：“越比较越痛苦，输才是人生常态。”这句话不只说给马昊听，也是说给每一个仍在比较中焦虑的人听。真正的成长，不是赢过别人，而是终于不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

最后，还有一层关系需要被看见：马昊与自己。片尾她的独白——希望通过和每个人的对话来把“我自己”拼回去。这个细节揭示了一个隐秘的真相：在这场关于选秀艺人的记录中，最需要被治愈的，恰恰是那个曾经定义他们的人。这种“通过他人寻找自己”的方式，本身就折射出一种深刻的人性需求。

纪录片在这个维度上的意义，正在于呈现出了人性光谱的丰富与复杂。马昊不是黄色视频代码单纯的“加害者”，选手们也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中挣扎，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救赎。段林希的隐忍、苏妙玲的质疑、李霄云的坚持、黄英的自洽、陈楚生的理解，以及马昊的愧疚与自我寻找——所有这些，构成了人性最丰富的底色。

然而，正是这种通过马昊个人视角展开的叙事，构成了纪录片最根本的局限。导演朱凌卿将马昊比作“催化剂”，认为她的单刀直入能逼出选手的真实情绪与深层思考。但这种被设计的真实反应，是否还能称为真实？当记录过程本身成为一种干预，记录的真实性便已大打折扣。

其实，任何记录行为本身，都是一种介入；任何视角选择，都是一种遮蔽。马昊的个人视角，既打开了通往选手内心的大门，也构成了叙事的囚笼；既让观众得以窥见权力关系的复杂纹理，也让纪录片在某些时刻沦为权力游戏的延续。在内容创作日益浮躁的当下，我们仍需期待真正尊重拍摄对象、保持客观距离的纪录片作品。但纪录片真正的价值，或许不在于追求完美的客观，而是坦诚地呈现自己的局限，让观众在看见他人的同时，也看见记录者，看见时代，最终，看见自己。

作者：余俊雯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 艺术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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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复制的时代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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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后来的选秀选手，初代选秀选手的珍贵在于保留了“未被编码”的野生状态。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笑，不知道如何制造话题，如何经营粉丝；他们在镜头前的每一次流泪，每一次拥抱，每一次激动或失落，都是本能反应，而非精心设计。这种真诚与真实，是后来任何一档选秀节目都难以复刻的。

纪录片中，很多选手都不约而同地用“无法想象”“太突然”“完全没有准备”来形容自己当年被推到舞台中央时的心理变化。当一夜之间被所有人看到，经历短暂辉煌之后又被刮到龙卷风之外，这种极致的人生体验，只有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节点才可能发生。

然而，真实的另一面是残酷的代价。因为没有前车之鉴，他们不知道成名后要面对什么。段林希不知道拿了冠军之后，等待她的是无尽的商演和逐渐掏空的自我；李霄云不知道坚持做自己想要的音乐，可能需要付出银行卡只剩1.6元的代价；苏妙玲不知道那个在比赛时对自己关怀备至的“昊姐”，在比赛结束后会变得如此遥远。这种对后果的无知，让他们付出了比后来者更为惨痛的代价。

因此，《因为是想写成歌》为我们存档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时代，记录了一群被时代浪潮抛向高空的样本群体，在极度压缩的时间内经历起伏、挣扎、和解与迷失。当普通人可能需要用一生去体验的起落沉浮，被压缩进他们二十岁之后的短短几年，他们便成了观察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宝贵切片。

错综复杂的人性光谱

如果说历史坐标是这部纪录片的外在框架，那么导演马昊与选手们的关系互动便是它的内在肌理。《因为是想写成歌》让曾经的选秀总导演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观看的视角和故事的主体。这种参与式的创作手法，使得影片成为一场近乎“残忍”的人性实验：曾经的造星者与她的“造物”们，在时隔十余年甚至几十年后重新面对面，不同的见面姿态交织着错综复杂的情感互动。在此过程中，人性如同一枚棱镜，折射出丰富的光谱。

对话段林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者的愧疚与弱者的悲悯。2011年的“快女”冠军，如今在云南保山的菜市场里坚持用纸币交易只为能节省几毛钱。面对这个自己亲手送上冠军宝座、如今却“混得最惨”的孩子，马昊的姿态是复杂的，有关切，有愧疚，但也不乏一种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心态。片中那场引发争议的“饭局设计”兴许能说明问题：马昊安排段林希意外听到关于制作费的对话，试图逼出她的真实反应。这一行为的背后，暴露了马昊作为曾经的总导演、如今的纪录片创作者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她仍然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有权介入、有权设计、有权导演他人的情绪。然而最震撼人心的，是段林希的反应——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理解。更令人动容的是，段林希敢于说出那句：“也许你对我们的感情，也是工作。”这句话像一把钝刀，不锋利，却足够深刻地切开了马昊与选手关系的本质。

对话苏妙玲，我们看到的是情感的真伪之辩与被压抑的质疑。十四年后，当马昊回到苏妙玲的家乡，坦承当年没有很好地兑现“让选手有饭吃”的承诺时，苏妙玲并没有接受这场迟来的和解。她在镜头前含泪问出那句埋藏多年的困惑：“我到现在都分不清昊姐对我的关心是真是假？”这句质问，撕开了马昊与选手关系中最为脆弱的一层——情感的真伪。那些年被包装成“家人”的关怀，那些“妈妈”式的呵护与指导，究竟有多少是发自内心，有多少只是职业所需？

对话李霄云，我们看到的是规训者的傲慢与被规训者的倔强。马昊对李霄云说出的那句“如果当时你听话的话现在也会很红”，背后隐藏着权力逻辑——你的价值由我定义，你的成功取决于是否服从我的安排。李霄云的回应是沉默，是坚持，哪怕银行卡里只剩1.6元，哪怕付不起停车费。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我不接受你的定义，我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对话黄英，我们看到的是成功者的印证与妥协者的自洽。黄英选择了“听话”，选择了拥抱变化，积极投身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在商业逻辑中平衡“歌手”与“妈妈”的身份角色。她坦言自己“跨越了阶层”，言语间有一种自洽的坦然。面对黄英，马昊的姿态明显不同，是一种近乎“印证”的欣慰——看，听话的孩子果然过得好。

与陈楚生的对谈则颇具玩味。整场对话过程中，陈楚生流露出来的清醒通透与马昊表现的焦虑迷茫形成鲜明对比，这场跨越十余年的角色反转，是一场关于“何为成功人生”的无声辩论，更是一个时代的造星者与被造者终于平等对视的瞬间。马昊的焦虑代表了一种仍通过外部世界寻求自我身份确认的价值取向——用作品、回忆、与他人的关系来拼凑自我；而陈楚生的通透则代表了一种向内求索的进程，他不再需要外界的确认，凭借热爱彰显价值本身。马昊来寻找陈楚生，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寻找自己光辉历史的见证；而陈楚生的成功，也是对马昊们工作的回应。片中，陈楚生说：“越比较越痛苦，输才是人生常态。”这句话不只说给马昊听，也是说给每一个仍在比较中焦虑的人听。真正的成长，不是赢过别人，而是终于不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

最后，还有一层关系需要被看见：马昊与自己。片尾她的独白——希望通过和每个人的对话来把“我自己”拼回去。这个细节揭示了一个隐秘的真相：在这场关于选秀艺人的记录中，最需要被治愈的，恰恰是那个曾经定义他们的人。这种“通过他人寻找自己”的方式，本身就折射出一种深刻的人性需求。

纪录片在这个维度上的意义，正在于呈现出了人性光谱的丰富与复杂。马昊不是单纯的“加害者”，选手们也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中挣扎，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救赎。段林希的隐忍、苏妙玲的质疑、李霄云的坚持、黄英的自洽、陈楚生的理解，以及马昊的愧疚与自我寻找——所有这些，构成了人性最丰富的底色。

然而，正是这种通过马昊个人视角展开的叙事，构成了纪录片最根本的局限。导演朱凌卿将马昊比作“催化剂”，认为她的单刀直入能逼出选手的真实情绪与深层思考。但这种被设计的真实反应，是否还能称为真实？当记录过程本身成为一种干预，记录的真实性便已大打折扣。

其实，任何记录行为本身，都是一种介入；任何视角选择，都是一种遮蔽。马昊的个人视角，既打开了通往选手内心的大门，也构成了叙事的囚笼；既让观众得以窥见权力关系的复杂纹理，也让纪录片在某些时刻沦为权力游戏的延续。在内容创作日益浮躁的当下，我们仍需期待真正尊重拍摄对象、保持客观距离的纪录片作品。但纪录片真正的价值，或许不在于追求完美的客观，而是坦诚地呈现自己的局限，让观众在看见他人的同时，也看见记录者，看见时代，最终，看见自己。

作者：余俊雯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 艺术学博士

“冷亲密”的人机寓言——评冯小刚新片《非诚勿扰3》

　　翟莉滢

　　阔别13年，“非诚勿扰”系列又与观众见面了。冯小刚回到了贺岁档，正如笑笑回到了秦奋的身边，只不过这次是以仿真机器人的形态回来的。

　　这位机器人版的笑笑，其表情举止与真人无异，专注于提供陪伴，其语言风格风趣而讽刺，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她（或它）与秦奋之间那种风趣的互动，仿佛将我们顿时带回了十多年前二人苦恋的银幕时光。

　　而影片不温不火的市场反响，似乎和文本一起在暗示时代的变迁——冯小刚和他的时代正在流逝。

　　“冷亲密”与情感代价：当伴侣成为机器人

　　与前作有差异的是，秦奋和笑笑现在面临的挑战来自未来而非过去——在两人分别十年之后，他们将如何重新面对彼此？第一部中的笑笑正在挣扎着与自己的过去告别，第二部秦奋和笑笑在好友的“人生告别会”上重审各自的人生足迹。因此，当机器人笑笑的存在唤起秦奋对他们共同生活的所有记忆——在片中以闪回的方式呈现，无论是快乐、幸福、放纵还是尴尬，这些记忆似乎以一种超越肉体的方式，强烈地促使秦奋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特别是当机器人与人类以“真假猴王”的形象同时出现时，真假不再成为关键。更重要的是秦奋作为一个人类如何反应和做出选择。这包括了他必须决定是选择人类还是机器人作为他的终身伴侣。这种选择不仅关乎情感的真实与否，而且触及了人类与技术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对于“真实”结构的理解。

　　在结局中，冯小刚设置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场景：外表不尽完美的真人笑笑离去，留下了难以捉摸的箴言。这一画面暗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转换——离去的是血肉之躯的笑笑，留下的却是她的仿真机器人。在人际交往中，情感的投入是必然的，每一层级的互动都伴随着感情的代价。秦奋对机器人笑笑的接纳，反映了与机器人交往所需的情感代价远低于与人类交往——机器人的情感响应虽预设且可控，但也代表一种简化的社交模式。因此，秦奋接受了老范的馈赠，选择与机器人笑笑共处，这种选择同时映照了他个人的“社交降级”。曾经是社交场合中的中心人物，秦奋现在选择在偏远的孤岛高山上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孤独中，机器人笑笑所提供的伴侣关系成为了一层缓冲和保护。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伊娃·易洛斯所说的“冷亲密”，它为秦奋的状态提供了一种洞察。在现代社会，人们在追求亲密关系的同时，却往往体验到了情感的距离和冷漠。尽管技术发展让人们在物理上可以更容易地连接，情感上却变得愈加疏远，以至于亲密和背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可能在同一段关系中并存。

　　恰如20年前秦奋在《手机》中还叫严守一的时候，在“有一说一”栏目的聚光灯下说的是一回事，而在家中、职场中面对妻子或者其他不同的女子表现起来则是另一回事，没有任何一组亲密关系可以被称为真正的“亲密”。

　　然而秦奋毕竟不是严守一，因为严守一的伴侣至少都是如假包换的人类。严守一之所以陷入情感危机或选择困境，是因为手机这种突如其来的现代社交媒介冲击颠覆了他的家庭结构和社交圈层。手机媒介作为严守一的“延伸”（恰如麦克卢汉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反而成为了他保守个人秘密的包袱。

　　秦奋面对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他需要在面对机器人笑笑之时，不断辨识人机之间的主体性区隔。之后，他在机器人与人类之间的选择困境中徘徊，把同样的名牌包分为高仿和正品，暗示了人机之间界限的模糊。在这个情境中，是否是机器人在模仿人类，或人类渐渐变得像机器人，已难以分辨。在导演想让我们接受的那条剧作线索中，真人笑笑以机器人形态回到了秦奋身边，并且代替了机器人。对秦奋来说，尽管他预知或默认眼前的笑笑是机器人，却迅速地与她（或它）建立起了情感联系。

　　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竟然没能在这个情感联系建立起来之前，透过眼前这个妻子的机器代替品对自己重新进行“存在”意义上的反思，而是一直在对这个“机器”进行图灵测试般的技术试探。

　　换句话说，当机器人介入日常生活之后，我们不可能在关注技术对自身及周围环境的重塑之前就去关注机器人的技术完美程度。在这一过程中所窥见的龃龉就会成为具有反身性的自省命题，即在技术日益普及和完善的今天，人们应如何在人机交互中保持自我认知和情感真实？

　　具身智能：不成为障碍的“媒介清晰度”

　　可是又有谁会苛责秦奋的“糊涂”呢？仿真机器人因其拟人特征而成为建立人机亲密关系和主体间性的桥梁，特别是当机器人“年轻十岁”、驻颜有术之时，其吸引力不言而喻。但仍然可疑的是，笑笑这台机器人的“清晰度”之高，竟然使秦奋几乎将真实的妻子抛诸脑后，甚至连笑笑的闺蜜也没能甄别出来并与之拥抱——媒介的欺骗性显然发挥了作用，将真实巧妙地掩盖。可是，按照媒介理论中的“庸常欺骗”观点，媒介的欺骗性往往与其清晰度成反比，清晰度越低，其欺骗性越强。因此，只有低清晰度的媒介才能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想象空间，更易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英剧《黑镜》中的一集《马上回来》生动地演绎了这一理论模型。剧中玛莎通过已故丈夫阿什的在线通信记录和社交媒体资料，创造了一个新的虚拟“阿什”，并沉迷于与他的电话交流中。然而，当她获得一个几乎与阿什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时，即便其逼真程度令人惊叹，玛莎却感到了不适，最终选择将这一高清晰度的机器人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这说明，当阿什以低清晰度的形式存在时，其媒介的欺骗性得以发挥，而一旦转化为高清晰度的机器人，就无法再维持与人类稳定的情感关系了。

　　这样看，《非诚勿扰3》展现了在人机交互效果层面的前瞻性，因为冯小刚似乎相信仿真机器人的“高清晰度”根本不会是阻碍其融入日常生活场景的障碍。影片中，除了机器人笑笑，还有仅以声音出现的语音助手“宝强”和其他家庭智能设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仿真机器人并不显得突兀。这里的仿真机器人否定了人工智能仅仅局限于明确的、类似语言的数据结构的存在和操作，并强调了机器身体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由此，机器身体方才得以感知、行动并生存。我们可以依此发问，机器人或是人类笑笑的眼泪，究竟是因为秦奋触摸而产生了咸味，还是机器人在与人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了“生命”？

　　总之在此处，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低清晰度”的人工智能，都没有仅被看作脱离身体和现实世界的抽象数据操作。它们都存在于有机体与世界相互耦合中的，成为日常生活流畅行动的根源。如果影片中的机器人真的最终完全取代了真人，即像那句“我就是你”的对白所暗示的那样，那么模仿人类认知过程的仿真机器人就不光是具身智能的体现，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界限也将彻底消弭。

　　《非诚勿扰3》像是一场站在未来回顾现在的“梦境”。在这个充满撞色“多巴胺风格”的“梦境”中，冯小刚想说的也许是：当下那些我们极为珍视且令人执着的事物，在哪怕较近的未来看来也可能变得虚妄。恰如李诚儒在片中饰演的那位导演，执着地沉溺于过往岁月流金的幻想之中，而在面对机器人小月月的智力“降维打击”时就变得荒谬可笑。这如同冯小刚的自我喻指：作为国产贺岁片的首倡者，他的回归不仅是在档期意义上，也体现在他以擅长的寓言式喜剧对自我创作形式的“再临”，形成了他对导演职业生涯和时代变迁的双重省思。《非诚勿扰3》既是关于人机关系的寓言，也是对电影生态正在剧烈迭代的预言。只不过这一次，作为导演的冯小刚可能已然破了“我执”，将一张写着“我赢了”的纸条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作者为上海体育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 责编：张晓荣 ] 阅读剩余全文（）

10月泉州外贸总额199.29亿元 居福建省第二位

据泉州海关统计，2019年1-10月，泉州实现进出口总值1712.65亿元，同比增长9.5%，进出口规模居厦门、福州之后，列福建省第三位，增速分别高于全国、福建省平均水平7.1、4.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173.71亿元，增长20.1%。

民营外贸活力迸发

尽管2019年以来国际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泉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和重要支点城市，外贸仍保持稳中有进。尤其是10月份，实现进出口总值199.29亿元，居我省各设区市第二位。

今年以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大市”的泉州，敢打敢拼，阔步前行，民营企业继续巩固在泉州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泉州拥有外贸备案企业达14213家，同比增长14.2%；其中民营企业12279家，占比86.4%；今年内新增外贸备案企业1762家。1-10月，泉州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983.08亿元，同比增长24.3%，其中占泉州市外贸总值的比例，从2018年的51.9%，提高到今年的57.4%，其中出口864.93亿元，增长29.6%。

开拓市场力度加大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看，今年前10个月泉州出口商品主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纺织品、服装、家具、箱包、鞋类、塑料制品、玩具等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747.02亿元，同比增长14.8%；此外产品附加值较高的机械设备出口增长24.6%，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增长53.7%。进口方面，以原油、农产品等原料型商品为主，其中原油进口302.50亿元，同比增长8.7%。

从进出口市场来看，今年前10个月，泉州与东盟进出口值340.47亿元，同比增长34.5%；与欧盟进出口值209.22亿元，同比增长0.9%；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与美国进出口值172.50亿元，同比下降8.5%。同期，泉州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850.98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5.0%，高出全市进出口增速5.5百分点。

石狮服装城市场获批省内唯一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并于2018年11月15日启动试点以来，已初步形成“买全国、卖全球”的外向型商贸发展新格局。如今，石狮市场采购中心已成为168家泉州民营外贸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新平台。今年1-10月，泉州以市场采购方式出口货物货值达到118.54亿元，实现向136个国家（地区）出口。（记者 刘倩 通讯员 吴明霓 黄忠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