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千峰空鸟喧，千载潺潺溪水下长川。尽云居中人来石室藏经处，千载一通归时带晚烟。尽云居中”
这是千载唐代诗人王潜写下的《题云居上寺》，记录了云居寺（又名西峪寺、尽云居中香蕉漫画下拉式西域寺）风光，千载还特别提到“石室藏经处”。尽云居中
今云居寺分上寺、千载下寺，尽云居中上寺在白带山（又称独鹿山、千载石经山、尽云居中小西天等）上，千载由9个藏经洞和早期殿宇组成，尽云居中下寺传说是千载僧人静琬始建于贞观四年（630年），但据《大辽燕京琢州范阳县白带山石经云居寺释迎佛舍利塔记》：“原其此寺始自北齐（550—577年），迄至隋代，有幽州智泉寺沙门智苑。”则下寺应始建于北齐的智苑。两说各有依据，无定论。
自唐代起，云居寺已成北方佛教重镇，每遇佛诞（农历四月初八），香客纷至，进山道路拥塞，辽代民户组“灯邑”，逢元宵节捐资买灯环置塔上，一连三日。清帝去西陵谒陵（今属河北省保定市）必过此处，从乾隆帝始，嘉庆帝、道光帝（登基前）共5次临幸云居寺。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该展将持续到年底，展出了舍利石函、舌血经书等佛门重宝，以及石刻拓片、纸经、木经等珍贵文物（石经、纸经、木经是云居寺“三绝”）。
作为“北京的敦煌”，云居寺究竟好在哪里？该如何去感受它？本文主要依据黄炳章的《石经山和云居寺》、翟杜鹃的《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齐心与杨亦武的《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金刻经考述》三文写成。
诚心任事 老天爷也帮他
云居寺依白带山而建，属太行山脉，山巅常有白云而得名，盛产苾题草（又名苾刍草、旋草，一种香草，佛教称它有五德，借指出家修道者；苾音如毕），又称“苾题山”。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巡视北方，曾到白带山，“至鸣泽，从西河归”。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此前民间有流传，该年被官方认可），魏晋南北朝时，“法难”屡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敬佛，佛诞日常至御门观散花诸法礼，大臣崔浩“尤不信佛”“数加非毁”，帝遂遵道教为国教，自号“太平真君”。盖吴谋反时，拓跋焘亲征至长安，在寺院中见弓矢等，疑僧人参与谋反，令“诛长安沙门，tokyo hot n0232焚破佛像”“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即“太武灭佛”，高潮是446年至452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亦曾信佛，后受道士张宾、卫元篙等迷惑，轻信“黑衣人将夺帝位”的谣传，令禁佛，200万信徒被强制还俗。灭北齐后，又毁佛寺4万座，强令还俗僧众300万，此即“周武帝灭佛”，高潮在572年至578年。
“法难”致末法思想广为流传。
末法思想始于犍陀罗弥勒信仰，认为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法会经历正法时期、像法时期（走向形式化，有教理和修行，但修行成功者少），进入末法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待“未来佛”弥勒出现来救度。
何时进入末法时代，众说纷纭，南岳慧思大师（515-577年）哀叹自己出生时“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可见他视“太武灭佛”为末法时代的开始。而最佳的应对策略是将佛经刻石保留，待“旷劫”后，再“普度众生”。
故慧思的弟子静琬来到白带山，建寺刻经，期“永留石室，却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每刻满一室，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静琬叮嘱后人：“此经为未来法难时留为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关于静琬，史料记载不详，或称法师，或称琬公，或称“尼静琬”。
隋文帝生在般若寺中，13岁才回家，上位后力推佛教。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征高丽，亲至涿郡（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城区），皇后之弟萧瑀是梁武帝之孙，崇佛，知静琬刻经之举，便告诉了皇后萧氏，萧氏施绢千匹，萧瑀亦施绢500匹，隋炀帝也有赏赐，朝野官员争相布施，推动了刻经事业。
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此后他的弟子玄导及僧仪、慧暹、玄法相继主持刻经。云居寺9个藏经洞中，最大的雷音洞（唐代名石经堂，辽代名华严堂）仍可见静琬主持刻的146块石经。
贞观四年（630年），静琬欲建云居寺（可能是扩建），“木瓦难办”，tokyo hot n0496没想到一夜暴雨、雷电震山，第二天山洪漂来大松柏数千株，堪称神助。
刻经背后是大谋划
唐代重视幽州地区的佛教推广。
据学者尤李钩沉，唐太宗征辽东回师时，在幽州城为阵亡将士建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追福。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武则天命法藏为特使，赴幽州良乡县做佛教法事鼓舞士气。
唐玄宗时，唐廷干预更积极，开元年间，金仙公主奏请玄宗将开元新旧译经赐云居寺，名僧智昇亲自从长安押送至幽州。
有学者认为，金仙公主本崇道，唐玄宗翦除太平公主集团后，金仙公主作为余党，被迫迁住洛阳，她通过朋友徐峤与云居寺联系，而徐峤又与萧瑀、萧皇后暗通，二人曾是云居寺重要赞助者。金仙公主支持云居寺，可能是想争取佛教徒的支持。此说有争议，从云居寺刻经看，有不少是道教徒赞助的，并非对立关系。
安史之乱前，幽州地区是契丹、奚、新罗、靺鞨、突厥等多民族聚居区，信众不分胡汉，许多酋豪家族皈依佛门，安禄山、史思明信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古波斯国教，俗称拜火教），可他们也在幽州做过佛教功德。
唐人通过邑会支持刻经，邑会即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会员有汉有胡。安史之乱后，以刘济、刘总父子为代表的藩帅仍大力支持房山刻经。学者冯金忠认为，唐后期幽州镇动乱频频，“这使节度使和军政官员常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往往求助于佛教”，且藩帅多是幽州镇人和河朔人，奉佛有助拓展乡缘。
辽金是云居寺石刻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共刻经一万余石，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契丹据幽州，每到佛诞日，云居寺“从平地至于绝顶，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甚至“所燃指续灯者，所炼顶代香者，所堕岩舍命者，所积火焚躯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
澶渊之盟签订23年后，辽恢复云居寺刻经，tokyo hot n0675“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千人邑始于六朝，是一种民间宗教社团，僧俗信众自发结合，“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
金代皇家虽未直接支持刻经，但皇族权要、地方官等热心于此，金以后再无大规模刻经活动。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高丽僧慧月到五台山朝圣，路过云居寺，补刻了雷音洞内的5块经板，从此刻经多转为私人行为。
它的精彩看不够
据学者赵迅钩沉，9座藏经洞渐被石经填满，后刻石经多埋入地下洞穴，上造塔覆压。赵迅表示：“历代刻成后送入藏经洞收藏，从未进行过认真的清理查对，总数一直不详。由于种种原因，石经历代都有损毁和被盗事件发生……辽代韩绍芳补刻的《大般若经》、元代慧月补刻的《维摩经》《胜鬘经》等，原石都被盗走。明末还发生过住持盗卖压经塔下石经的事。”
据学者翟杜鹃在《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中记：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对佛教认识较深入，曾派名僧道衍（姚广孝）到云居寺视察，姚题诗《石经山诗》，惊叹“大哉弘法心，吾徒可为则”。朱棣篡位后，下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却未实际执行。
明王朝崇理学，对佛教不太信任，“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设立善世院，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设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实现对佛教教团的全面有效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所有僧众分别专业。同时为了便于管理，对各类僧侣的服色也做出规定，不允许混淆。同年，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经济上加强对寺院的控制”，此外，明廷“对剃度有严格限制，度牒发放严控”。
理学融合儒释道三方思想，有竞争力，且皇家支持，tokyo hot n0715致民间对佛教的关注渐少，直到万历时期（1573—1620年），“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出，才再现繁荣。
“四大高僧”中，紫柏真可与云居寺渊源深。紫柏真可是江苏人，俗姓沈，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次到云居寺，时琬公塔院已被豪族占有，经他争取，最终在他1592年第二次来云居寺时收回。同年修整云居寺时，在石洞中发现石函，内有镀金小匣，匣内有舍利三粒。
传说释迦牟尼身后舍利分八份，八国分取，其中一份到了中国。佛舍利的发现轰动一时，万历母亲李太后将其迎入宫中供奉，后送归原处。1981年，云居寺文物保管所维修雷音洞时，再度发现佛宝舍利，仅两粒，非古籍所记的三粒。
紫柏真可“生平行履，岂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胁不至席，四十余年。性刚猛精进，律身至严，近者不寒而栗，常露坐不避风霜”。他一生重兴梵刹十五所，主持云居寺期间整肃僧团，接引文人士大夫学佛参禅，形成居士化浪潮。
陈垣先生说：“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大夫接纳。”其中便有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他不仅赞助刻经，还题写了“宝藏”二字，至今仍存。
明刻石经少，却留下2万多卷纸经，其中有用舌尖血书写的“舌血真经”。
清雍正帝认为永乐年间刊刻的《北藏经》“尚未经精密之校订，不足为据”，遂重刻《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才完成，称《龙藏》，雕板近8万块，总重约400吨，几经辗转，虽部分损毁（约三分之一），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云居寺，成“三绝”之一。
云居寺是一部无比厚重的百科全书，千年人文积淀，荟萃其中，值得一看再看。
“万木千峰空鸟喧，潺潺溪水下长川。人来石室藏经处，一通归时带晚烟。”
这是唐代诗人王潜写下的《题云居上寺》，记录了云居寺（又名西峪寺、西域寺）风光，还特别提到“石室藏经处”。
今云居寺分上寺、下寺，上寺在白带山（又称独鹿山、石经山、小西天等）上，由9个藏经洞和早期殿宇组成，下寺传说是僧人静琬始建于贞观四年（630年），但据《大辽燕京琢州范阳县白带山石经云居寺释迎佛舍利塔记》：“原其此寺始自北齐（550—577年），迄至隋代，有幽州智泉寺沙门智苑。”则下寺应始建于北齐的智苑。两说各有依据，无定论。
自唐代起，云居寺已成北方佛教重镇，每遇佛诞（农历四月初八），香客纷至，进山道路拥塞，辽代民户组“灯邑”，逢元宵节捐资买灯环置塔上，一连三日。清帝去西陵谒陵（今属河北省保定市）必过此处，从乾隆帝始，嘉庆帝、道光帝（登基前）共5次临幸云居寺。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该展将持续到年底，展出了舍利石函、舌血经书等佛门重宝，以及石刻拓片、纸经、木经等珍贵文物（石经、纸经、木经是云居寺“三绝”）。
作为“北京的敦煌”，云居寺究竟好在哪里？该如何去感受它？本文主要依据黄炳章的《石经山和云居寺》、翟杜鹃的《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齐心与杨亦武的《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金刻经考述》三文写成。
诚心任事 老天爷也帮他
云居寺依白带山而建，属太行山脉，山巅常有白云而得名，盛产苾题草（又名苾刍草、旋草，一种香草，佛教称它有五德，借指出家修道者；苾音如毕），又称“苾题山”。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巡视北方，曾到白带山，“至鸣泽，从西河归”。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此前民间有流传，该年被官方认可），魏晋南北朝时，“法难”屡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敬佛，佛诞日常至御门观散花诸法礼，大臣崔浩“尤不信佛”“数加非毁”，帝遂遵道教为国教，自号“太平真君”。盖吴谋反时，拓跋焘亲征至长安，在寺院中见弓矢等，疑僧人参与谋反，令“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即“太武灭佛”，高潮是446年至452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亦曾信佛，后受道士张宾、卫元篙等迷惑，轻信“黑衣人将夺帝位”的谣传，令禁佛，200万信徒被强制还俗。灭北齐后，又毁佛寺4万座，强令还俗僧众300万，此即“周武帝灭佛”，高潮在572年至578年。
“法难”致末法思想广为流传。
末法思想始于犍陀罗弥勒信仰，认为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法会经历正法时期、像法时期（走向形式化，有教理和修行，但修行成功者少），进入末法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待“未来佛”弥勒出现来救度。
何时进入末法时代，众说纷纭，南岳慧思大师（515-577年）哀叹自己出生时“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可见他视“太武灭佛”为末法时代的开始。而最佳的应对策略是将佛经刻石保留，待“旷劫”后，再“普度众生”。
故慧思的弟子静琬来到白带山，建寺刻经，期“永留石室，却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每刻满一室，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静琬叮嘱后人：“此经为未来法难时留为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关于静琬，史料记载不详，或称法师，或称琬公，或称“尼静琬”。
隋文帝生在般若寺中，13岁才回家，上位后力推佛教。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征高丽，亲至涿郡（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城区），皇后之弟萧瑀是梁武帝之孙，崇佛，知静琬刻经之举，便告诉了皇后萧氏，萧氏施绢千匹，萧瑀亦施绢500匹，隋炀帝也有赏赐，朝野官员争相布施，推动了刻经事业。
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此后他的弟子玄导及僧仪、慧暹、玄法相继主持刻经。云居寺9个藏经洞中，最大的雷音洞（唐代名石经堂，辽代名华严堂）仍可见静琬主持刻的146块石经。
贞观四年（630年），静琬欲建云居寺（可能是扩建），“木瓦难办”，没想到一夜暴雨、雷电震山，第二天山洪漂来大松柏数千株，堪称神助。
刻经背后是大谋划
唐代重视幽州地区的佛教推广。
据学者尤李钩沉，唐太宗征辽东回师时，在幽州城为阵亡将士建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追福。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武则天命法藏为特使，赴幽州良乡县做佛教法事鼓舞士气。
唐玄宗时，唐廷干预更积极，开元年间，金仙公主奏请玄宗将开元新旧译经赐云居寺，名僧智昇亲自从长安押送至幽州。
有学者认为，金仙公主本崇道，唐玄宗翦除太平公主集团后，金仙公主作为余党，被迫迁住洛阳，她通过朋友徐峤与云居寺联系，而徐峤又与萧瑀、萧皇后暗通，二人曾是云居寺重要赞助者。金仙公主支持云居寺，可能是想争取佛教徒的支持。此说有争议，从云居寺刻经看，有不少是道教徒赞助的，并非对立关系。
安史之乱前，幽州地区是契丹、奚、新罗、靺鞨、突厥等多民族聚居区，信众不分胡汉，许多酋豪家族皈依佛门，安禄山、史思明信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古波斯国教，俗称拜火教），可他们也在幽州做过佛教功德。
唐人通过邑会支持刻经，邑会即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会员有汉有胡。安史之乱后，以刘济、刘总父子为代表的藩帅仍大力支持房山刻经。学者冯金忠认为，唐后期幽州镇动乱频频，“这使节度使和军政官员常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往往求助于佛教”，且藩帅多是幽州镇人和河朔人，奉佛有助拓展乡缘。
辽金是云居寺石刻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共刻经一万余石，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契丹据幽州，每到佛诞日，云居寺“从平地至于绝顶，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甚至“所燃指续灯者，所炼顶代香者，所堕岩舍命者，所积火焚躯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
澶渊之盟签订23年后，辽恢复云居寺刻经，“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千人邑始于六朝，是一种民间宗教社团，僧俗信众自发结合，“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
金代皇家虽未直接支持刻经，但皇族权要、地方官等热心于此，金以后再无大规模刻经活动。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高丽僧慧月到五台山朝圣，路过云居寺，补刻了雷音洞内的5块经板，从此刻经多转为私人行为。
它的精彩看不够
据学者赵迅钩沉，9座藏经洞渐被石经填满，后刻石经多埋入地下洞穴，上造塔覆压。赵迅表示：“历代刻成后送入藏经洞收藏，从未进行过认真的清理查对，总数一直不详。由于种种原因，石经历代都有损毁和被盗事件发生……辽代韩绍芳补刻的《大般若经》、元代慧月补刻的《维摩经》《胜鬘经》等，原石都被盗走。明末还发生过住持盗卖压经塔下石经的事。”
据学者翟杜鹃在《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中记：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对佛教认识较深入，曾派名僧道衍（姚广孝）到云居寺视察，姚题诗《石经山诗》，惊叹“大哉弘法心，吾徒可为则”。朱棣篡位后，下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却未实际执行。
明王朝崇理学，对佛教不太信任，“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设立善世院，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设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实现对佛教教团的全面有效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所有僧众分别专业。同时为了便于管理，对各类僧侣的服色也做出规定，不允许混淆。同年，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经济上加强对寺院的控制”，此外，明廷“对剃度有严格限制，度牒发放严控”。
理学融合儒释道三方思想，有竞争力，且皇家支持，致民间对佛教的关注渐少，直到万历时期（1573—1620年），“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出，才再现繁荣。
“四大高僧”中，紫柏真可与云居寺渊源深。紫柏真可是江苏人，俗姓沈，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次到云居寺，时琬公塔院已被豪族占有，经他争取，最终在他1592年第二次来云居寺时收回。同年修整云居寺时，在石洞中发现石函，内有镀金小匣，匣内有舍利三粒。
传说释迦牟尼身后舍利分八份，八国分取，其中一份到了中国。佛舍利的发现轰动一时，万历母亲李太后将其迎入宫中供奉，后送归原处。1981年，云居寺文物保管所维修雷音洞时，再度发现佛宝舍利，仅两粒，非古籍所记的三粒。
紫柏真可“生平行履，岂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胁不至席，四十余年。性刚猛精进，律身至严，近者不寒而栗，常露坐不避风霜”。他一生重兴梵刹十五所，主持云居寺期间整肃僧团，接引文人士大夫学佛参禅，形成居士化浪潮。
陈垣先生说：“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大夫接纳。”其中便有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他不仅赞助刻经，还题写了“宝藏”二字，至今仍存。
明刻石经少，却留下2万多卷纸经，其中有用舌尖血书写的“舌血真经”。
清雍正帝认为永乐年间刊刻的《北藏经》“尚未经精密之校订，不足为据”，遂重刻《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才完成，称《龙藏》，雕板近8万块，总重约400吨，几经辗转，虽部分损毁（约三分之一），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云居寺，成“三绝”之一。
云居寺是一部无比厚重的百科全书，千年人文积淀，荟萃其中，值得一看再看。
北京海洋馆举办“鲟”梦地球，为爱发声世界地球日主题活动
2022年4月22日，北京海洋馆积极响应2022年世界地球日主题——“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国宝中华鲟馆中举办“鲟”梦地球，为爱发声世界地球日主题活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李彦亮会长、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夏俊先生、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力群先生、VIPKID创始人米雯娟女士、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缪瑞兰女士以及北京海洋馆总经理王喆琛先生、市场总监马跃女士、水生动物及中华鲟养殖专家杨道明先生出席此次活动，分享中华鲟保护和科普工作的最新进展与成果，并共同发布北京海洋馆中华鲟超级IP形象——“鲟厚福”。此次活动以世界地球日为契机，旨在充分利用北京海洋馆自身资源，倡导公众关注水生生物，让公众特别是亲子家庭能够进一步了解、保护国宝中华鲟，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现场嘉宾共同点亮中华鲟IP“鲟厚福”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对于研究地球变迁、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如今，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华鲟自然繁殖中断，这类古老物种正急需拯救。对此，北京海洋馆总经理王喆琛先生表示：“相较于国宝大熊猫，今天野生中华鲟的数量更加稀少，但中华鲟却远没有大熊猫这样的知名度。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北京海洋馆希望通过打造中华鲟‘厚福’这样一个超级IP，以及后续素养类海洋科普项目等一系列的内容开发来赋能濒危物种保护，让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能进一步了解濒危的中华鲟，保护中华鲟。”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李彦亮会长也呼吁道：“中华鲟保护的成败不仅仅是一条鱼的保护成败，更是长江生物多样性和长江水生态保护成败的关键。”
北京海洋馆总经理王喆琛先生致辞
在当天的中华鲟保护主题沙龙环节，北京海洋馆水生动物及中华鲟养殖专家杨道明先生讲述了中华鲟“厚福”令人感动的成长故事。“厚福”本是一条生活在长江的中华鲟，渔民的误捕令它当时一度生命垂危。后在北京海洋馆接受治疗，馆内饲养员专门为中华鲟开发了特制食物，帮助其在人工环境下进食，“厚福”才得以恢复健康。如今，这位勇敢无畏的中华鲟母亲已经在北京海洋馆安家近七年了，谈起大难不死的“厚福”，杨先生十分动容：“当时，光是对‘厚福’基本的救助我们就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让它的伤口复原。以它的年纪跟身体状况，如果再放回长江的话，99%以上是不能存活的。”
嘉宾在沙龙环节分享中华鲟保护和科普工作的最新进展与成果
此次，面向亲子家庭这一核心群体，北京海洋馆携手VIPKID创新打造“海洋生命奇妙之旅”素养类海洋科普项目，通过全实景拍摄，从青少年视角出发，结合多媒体互动视频与手工实践的形式，带孩子们拓宽知识面，揭秘海洋奥秘。在舒缓治愈的画面中，助力孩子们完成自己的海洋艺术创想，培养孩子对自我、对生态、对生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北京海洋馆市场总监马跃女士在活动现场分享了此次中华鲟IP打造与素养类海洋科普项目开发过程中的感悟：“多年来，创新基因深植于每一位北京海洋馆人心中，也是北京海洋馆多年来发展的基石。我们一直致力于拓展游览的内容体验与形式边界，希望可以赋予每一位游客沉浸式的游览体验。这次北京海洋馆创新打造中华鲟超级IP，并携手VIPKID带来的“海洋生命奇妙之旅”素养类海洋科普项目也是希望通过创新且有趣的方式，为亲子家庭提供丰富的中华鲟保护知识，进一步培养孩子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VIPKID创始人米雯娟女士分享到：“VIPKID一直致力于用趣味性、知识性、多元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本次团队携手北京海洋馆，大家从最初被中华鲟‘厚福’的故事和背后守护者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到思考如何让更多孩子们在领略海洋奥秘的同时充满对海洋和生命深深的敬畏之感，把更多的海洋故事讲给大小朋友们听。” 与此同时，随着游客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北京海洋馆也主动应变，敏锐捕捉到以Z世代为主体的新一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与文化喜好，接下来还将与支付宝合作推出中华鲟数字门票，以年轻群体的喜好为切入点，促进他们对于国宝中华鲟的了解与保护。
北京海洋馆与VIPKID共同设计的中华鲟IP形象——“鲟厚福”
当天，北京海洋馆正式发布了与VIPKID共同设计的中华鲟“厚福”的专属IP形象——“掌心有福，腹部有爱，鱼尾有海”的“鲟厚福”。它挂着温暖的笑容向在场嘉宾打招呼，身体上的五列银杏叶形骨板是它的特征，宽阔的鱼鳍是它搏击海浪的证明，软软鼓鼓的腹部体现其洄游产子特性的同时也寓意着中华鲟母亲们伟大的母爱，采用了中国传统金色水波纹的尾巴象征着它生于江海的中华属性。就在IP形象揭幕的同时，“鲟厚福”形象的原型，也是当天活动的“主角”——中华鲟“厚福”，它在潜水员的引导下，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时光的沉淀缓缓游来，优哉游哉。活动的最后，北京海洋馆也为到场嘉宾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售的爱心环保袋，这些环保袋上印有孤独症儿童们绘制的中华鲟画作，为大家带去了孩子们对于国宝中华鲟的肆意畅想。
北京海洋馆携手VIPKID创新打造“海洋生命奇妙之旅”素养类海洋科普项目
值此世界地球日之际，北京海洋馆通过讲述中华鲟“厚福”的故事，引发社会大众，特别是亲子家庭群体对国宝中华鲟、水生生物及海洋和地球生态的关注。今后，北京海洋馆也将继续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为大众提供优质游玩体验的同时，向大众普及海洋知识、传播海洋文化、弘扬海洋精神。
10日晚泉州市医高专门口一辆宝马将行人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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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网4月11日讯 （泉州网记者 陈灵）10日晚10点多，市民张先生拨打泉州晚报社24小时热线96339称，约9点半，他开车经过泉州医高专南门门口，看到一位男性躺在机动车道中央的双实线附近，身后一大摊血迹，旁边则停着一辆银色的宝马车，疑似宝马车将此人撞倒。随后，120救护车赶来，判断被撞者已死亡。
记者从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当晚一名男性在金庄街上行走时，被一辆银色宝马车撞倒后当场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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