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籍经济学家苏东水逝世 曾首创“泉州模式”理论
6月13日凌晨，著名泉州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泉州模式”经济理论首创者、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因心脏衰竭，在上海中山医院逝世，享年91岁。
“苏老先生是东方管理学研究领域开拓者、代表人物之一，成就很高，但为人低调……他身上更多传承了古时读书人的气质与风貌，在后学眼里，他是一位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老者。”听闻苏东水教授逝世消息，原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纪华强即携夫人前往吊唁，之后他对友人沉痛陈情。
三论“泉州模式” 描绘泉州发展蓝图
苏东水教授是“泉州模式”经济理论首创者。
早在1986年，苏东水经多次调研，在国内从理论上首次提出“泉州模式”，即“股份制的经济形式，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国际化的经营道路，侨洋式的生产条件，灵活的经济管理和‘五缘’经济网络关系”。
2006年，他在《再论“泉州模式”》一文中，重新总结了“泉州模式”的新特点，即发达的集群经济、特色的县域经济、活力的品牌经济、发展的创新经济和新型的文化经济。
2011年3月，在接受《泉州晚报》《东南早报》记者专访时，苏东水教授第三次重绘家乡发展蓝图：海西现代化中心城市、发达的总部经济、繁荣的第三产业、强大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优越的人居环境。
他表示，实现这一蓝图，泉州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以质取胜，加大宣传，扩大泉州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更多企业上市，做大资本市场的“泉州板块”；提高社会文化水平，打造国际文化中心；加快集群经济发展。“泉州面朝大海，有丰富的岸线资源，因此还应充分利用多港口的优势，发展港口群，以此带动交通运输、国际贸易、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复兴海丝盛景。”
出生华侨家庭 生活简朴曾任仰大校长
苏东水教授1931年10月出生于泉州鲤城区中山南路一个爱国华侨家庭，曾先后就读于现鲤城实验小学、泉州一中、泉州七中等学校，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苏东水先生以前是我们家的邻居，他父亲是有名的正骨医生。”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原理事长孙立川向友人回忆，小时候有一次他曾崴了脚，就是苏家老爷子帮他治好了。1992年孙立川从日本回国，陪母亲前往天津路过上海时，曾和苏东水一起吃饭。当时，苏东水还提起他小时候被正骨时痛得大哭的惨状。“苏东水还是仰恩大学首任校长，为仰恩大学的初办竭尽全力。”
纪华强教授则记得，苏东水教授虽成就斐然，但一生生活简朴。他向友人回忆，苏老先生在上海的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最早私有产权房。房子已经很旧，六十多年了，但苏老先生一直没换新房。苏老先生自己一生非常简朴，去年他把复旦首席教授的全部津贴捐出来成立东方管理学研究基金，以鼓励后学致力学术研究，大家都很感动。“在上海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扣掉这份岗位津贴，苏老几十年在复旦也就是只拿一份普通教授的工资。”
治学严谨 关爱泉州学子成长
“治学严谨、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回忆起恩师，毕业后已回到家乡泉州发展的苏涛仍满怀敬意。1999年，他曾跟着苏东水教授求学，成为苏教授的博士生。苏涛至今记得，当年求学时，苏东水教授已年近七旬，但老先生仍和他们一起治学做研究，有时忙起来，一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新的经济观点、新的经济思路，前沿的经济问题，苏老先生一个也没有放过。
家乡泉州的发展，是师生俩谈论得最多的话题。苏东水教授曾组织动员在沪的各方力量，支持发展家乡事业，带着苏涛等学生编撰《泉州发展战略研究》等著作。在书中，苏教授对泉州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又对泉州未来发展提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建议。“1999年成的书，如今20多年过去了，看起来仍然具有前瞻性。”
苏老先生不仅始终心系家乡泉州的发展，对家乡学子的成长也处处关怀。每一年，到上海求学的泉州学子，无论是不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不少人都会慕名前往拜访苏教授。每一次，苏教授都热情招待，尽自己所能，为学子们提供各种求学的方便。1997年考入复旦大学的梁先生和曾女士，时隔24年还记得刚入学时，苏老先生特意在复旦正大餐厅宴请几位泉籍学子，勉励他们在复旦学有所成。曾女士还忆起苏老先生曾买票请他们到福州路逸夫舞台看了家乡戏曲《陈三五娘》——这成为他们大学时光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开宗立派 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
1953年，苏东水毕业于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后到复旦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76年，他在复旦开设“《红楼梦》经济管理讲座”，自此开始循序渐进地研究东方管理，汲取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华，将沉淀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注入当代管理学的科研与应用，提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学”核心理念，逐渐完成了东方管理学一套完整体系，开创东方管理学派。苏东水还是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学术带头人，曾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整整六十年执教光阴，苏东水教授执着地向管理学学术、教学和实践领域注入力量，共培养了百余位博士及博士后，被国务院表彰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7年，IFSAM世界管理大会在复旦大学召开，IFSAM理事会成立中国委员会，苏东水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会议期间同时召开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苏东水作为大会主席做了“面向21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主题报告。国内外50多家新闻媒体对此次大会进行报道，并称“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1999年，世界华商管理大会召开，同时举行东方管理学派成立大会，东方管理学派作为一个管理学术流派被外界认可，并走上了世界科研的广阔舞台。（记者 许钹钹）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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