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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平等”，不用如今在舆论场中已鲜有公开反对的统标声音。然而，准评与之形成反差的有人样说是，关于“不平等”的谢晶直接讨论却日益稀少。这其中的不用黄色软件APP在线观看矛盾显而易见：尽管追求平等已成为普遍共识，但现实中的统标不平等现象并未随之消解。谢晶指出，准评当下我们对“平等”的有人样说认知正陷入某种误区——表面上，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探讨平等如何可能、谢晶怎样实现，不用却几乎不再追问：什么是统标真正的平等？为何必须追求平等？

在谢晶看来，后者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亟需被提出：“即便平等可实现，准评即便我们已掌握其实现路径，有人样说若其后果导致人的谢晶‘非人化’——尊重与关爱的根本需求普遍落空，最深层的脆弱性彻底被忽视，那么这样的平等还值得追求吗？”在《平等悖论》一书中，谢晶探讨的并非不平等为何存在，而是我们在追求平等时陷入的困境，以及“为平等而平等”所构成的怪圈

谢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涵盖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现代性批判及性别研究等领域。主要著作包括《平等悖论》《从涂尔干到莫斯》等

《平等悖论》 作者：谢晶

版本：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1月

作为母亲之初的“意识”

新京报：我们先聊聊这本书的由来。我在你后记里看到，关于“不平等”的思考对你而言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个人转折——它不再只是一个哲学议题，而真正成为了“我”的哲学问题。这次转变的关键，正是当你成为一位母亲之后

谢晶：现在回想起来，当母亲的经历对我而言就像是“当头一棒”。后来我才发现，许多知识分子女性都曾有类似的感受。尤其是身处哲学领域时，这种对现实世界的“钝感”往往更容易滋生。我们一路学霸过来，走上科研之路，看啪啪视频的软件下载研究的又多是高度抽象、看似普世的问题，因此从前并不觉得被区别对待。可一旦成了妈妈，仿佛瞬间就被“打回原形”

从怀孕起，我就频繁遇到一些令我难以理解的事。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多人好像都有了对我身体和日常生活指手画脚的权利？产后休假结束，我便被追问：什么时候能从“当妈”的状态里“脱身”，重新回到“有产出”的生活？生育后约六个月，我首次参加了一场学术研讨，可坐在会场时，思绪却早已飘远，那些悬浮在空中的抽象议题在我看来毫无意义。那段时间，除了孩子持续不断的需要，我对其他一切都没了兴致

从那以后，我像许多女性一样，毫无预警地跌入了“兼顾”与“母职惩罚”的困境中，尤其深陷于自我指责——总觉得既没能当好母亲，也没能做好学者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问题并不出在我身上，而是作为母亲、尤其是职场妈妈这一身份，让我们承受了过高的期待与苛责。例如，孩子年幼时，母子本是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婴儿有分离焦虑，母亲同样会经历情感上的依恋与不安，但这种状态却很少被社会真正理解与尊重。再比如，育儿的节奏与职场的工作节拍本质难以调和，可社会一边要求女性在家庭与工作间无缝切换，一边又从未认真评估这背后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可能实现所谓的“平衡”

这些正是我投身“不平等”议题的起点。个人问题未必都值得深究，但若其背后存在结构性因素，女性用私密紧致情趣玩具那么个体困境便成了理解世界的重要视角。当我意识到身为母亲的种种挣扎根植于结构性原因——这种原因不仅困住女性，更在不同身份与角色之间普遍构建出不平等的关系时，我便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经历正转化为学术关注的核心动力

做母亲的经历不仅重塑了我的视角，也深刻改变了我的治学方式。养育孩子让我重新审视生活中的价值排序——曾经认为不可或缺的事物，在一个鲜活生命的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与这个生命持续互动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过去对许多事情的理解其实流于表面。比如孩子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尚未被任何既定的“人设”所固化，因此养育过程往往充满不可预测性，“计划赶不上变化”成了常态。你无法用理性协商的方式来应对他，也无法以分析式的思维去把握他的本质。这些体验击碎了我原本信奉的“理性至上主义”，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与孩子的相处让我不断追问：面对人本身最根本的问题时，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与方式？

新京报：这种转变究竟指什么？

谢晶：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社会本体论，起初我以为这就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但后来才明白，那其实是“我认为别人觉得我该感兴趣”的议题。这话听起来有点绕，可现实中我们常常在做他人期待的事，却误以为那是自己内心的渴望。如今我已能清晰区分两者——因为我亲历了“不平等”如何从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逐渐变成我自身关切的核心问题。对性别不平等的切身体验，让我对任何形式的支配、剥夺与剥削关系都“有动于衷”。每当分析这类议题，我总是“上头”，思想中充满情感的张力，而这种思考本身也是鲜活且充盈的

正规的哲学训练常强调“中立、客观”，女性戴私密紧致情趣玩具在线观看我过去也确实认为，掺杂个人经历与情感的思考应当规避。但如今我深信，这类思考绝非低人一等，反而是更具力量的思想方式

在“公平”与“平等”之间

新京报：不妨把话题落地一点。我注意到，当下不少关于“平等”的讨论，常与“公平”交织在一起。一旦某件事看似符合“公平”的标准，人们往往就不再追问它是否真正“平等”。然而恰恰是这种“公平”，有时反而带来了“不平等”的结果。这一点在近两年的教育议题中尤为突出。你如何理解“公平”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谢晶：为何依据一种标准判断为正当的事，却在另一种标准下显得不合理？为什么我们觉得“平等”的行为可能被视为“不公平”，反之亦然？例如，在部分印度教信仰者眼中，种姓制度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安排，但这一观念显然与我们的平等价值观相悖

这些看似关乎我们对“平等”与“公平”的理解，确实能引发我们反思：当说到“平等”或“公平”时，我们真正指的是什么。然而归根结底，关键不在于定义本身，而在于一个群体如何认定其成员应当被对待的方式。所谓正确对待一个人，有时体现为“平等”地对待，有时则表现为“公正”地对待。因此，当我们发现平等待人却导致了不公平的结果时，仅以“这只是定义不同”来回应显然无法让人满意——因为这种看似符合“平等”的做法，实际上违背了我们最初期待的初衷。我在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概念失效”：一个本应标示良善行为的概念，其实际遵循者反而带来了不良后果

今天我们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对于如何对待社会成员，无法形成共识。这导致大量概念失效。以教育为例，禁漫天堂禁漫天堂(JMComic)安卓版下载”。强制所有人接受相同教育、参加同一考试，这种做法究竟合理吗？许多人直觉上觉得其中存在问题，但症结究竟何在？我在书中指出：这实际上是用形式平等来遮掩实际不平等，甚至为后者提供正当性。广义的“公正”应指对每个人恰当地对待，而现代观念则认为，公平即赋予每人相同权利——以平权实现公正。然而，这种方式真的符合平等原则吗？所谓“同一条起跑线”的真正目的，是让人“动起来”，每个人都必须跑出“成绩”。只要结果差距再大，只要起点一致，这种差异就被视为正当、合理，从而被定义为“公正”。换言之，它实质上默认了人与人之间仍存在三六九等——只不过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跑”出来的

这就是优绩主义的核心。桑德尔指出，这种看似公平的“赛跑”可能带来负面后果：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利于社会团结，反而会滋生大量怨恨与嫉妒。而我想补充的是，所谓赋予所有人同等权利和机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实际上并不等同于“平等”。统一标准仅营造出平等的假象，实则意味着社会对不同个体施加了截然不同的苛刻要求。因此，我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平等观：一个真正的平等社会应是价值多元的，不会以单一的评价体系去衡量所有人的价值

提到“平等”，如今的舆论环境已鲜有公开反对之声。然而，对“不平等”问题的直言探讨却日渐稀少。这其中的矛盾在于：尽管追求平等已成为普遍共识，现实中不平等现象却并未消减。谢晶指出，我们对“平等”的认知正滑向一个误区——表面上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去探讨平等如何可能、怎样实现，却几乎不再追问：什么是平等？为何必须追求平等？

在谢晶看来，后者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显紧迫。“即便平等可被实现，即便我们已掌握其实现路径，但如果其后果是人的‘非人化’——尊重与关爱这一基本需求普遍无法满足，最根本的脆弱性遭彻底忽视，那么这样的平等究竟还值得追求吗？”在《平等悖论》一书中，谢晶探讨的并非不平等何以存在，而是我们为何在追求平等时屡屡受挫的悖论，以及陷入“为平等而平等”这一怪圈的深层原因

谢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涵盖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现代性批判以及性别研究等领域。主要著作包括《平等悖论》《从涂尔干到莫斯》等

《平等悖论》 作者：谢晶

版本：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1月

从当上母亲那一刻起的“觉知”

新京报：我们先聊聊这本书的起源。我在书的后记里看到，你提到对“不平等”的关切经历了一次对你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转变——它从一个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变成了与你自己紧密相关的“我的”哲学问题。而这一转变的关键契机，正是成为母亲之后

谢晶：如今回想起来，成为母亲给我一种“当头一棒”的冲击感，后来才意识到，这种感受在许多知识分子女性身上都存在。尤其是身处哲学领域时，那种对现实世界的“钝感”尤为明显。我们一路作为“学霸”，走上科研道路，研究的都是高度抽象、看似“普世”的问题，因而长期习惯于忽略差异与具体处境；可一旦成为母亲，仿佛瞬间被“打回原形”，现实的重量骤然降临

从怀孕起，就总有些让我难以理解的事接连发生。为何突然间，这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权对我身体和日常饮食指手画脚？产假结束后，我不断被追问：什么时候能从“当妈妈”的状态里“脱身”，重新回到“有产出”的生活？产后大约六个月，我第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却始终心不在焉，感觉那些漂浮在会场上方的抽象讨论“毫无意义”。那段时间，除了孩子不间断的需求外，我对任何其他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从那以后，我像许多女性一样，毫无准备地陷入“兼顾”与“母职惩罚”的困境中，尤其深陷于自我谴责——总觉得自己既当不好母亲，也做不好学者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问题并不出在我身上，而是作为母亲、尤其是职场妈妈的身份，让我们被置于一种过于严苛的期待之中。例如，孩子年幼时，母亲与孩子本就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婴儿会有分离焦虑，母亲同样也会经历这种心理波动，可社会却很少承认并尊重这一状态。再比如，育儿的节奏与工作的节拍根本无法同步，但外界却一味要求女性在两者间无缝衔接，而从不真正衡量在这种双重角色下，个人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可能勉强维持平衡

这些经历促使我深入探究“不平等”这一议题。并非所有个人问题都值得深究，但当其背后存在结构性因素时，个体的困境便成为观察世界的重要视角。当我意识到自己作为母亲所面临的困境根植于结构性原因——而这类原因不仅将女性置于不利境地，更在不同身份、职责群体间普遍构建出不平等的关系网络时，我便明确感受到自身经历正逐渐演变为学术关注的核心方向

做母亲的经历不仅重塑了我的视角，也彻底改变了我的治学路径。当一个真实的生命在眼前成长，许多曾被视作重要的事物忽然失重，变得微不足道。在与这个生命日复一日的互动中，我逐渐意识到，过去对诸多问题的理解其实浮于表面。比如孩子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尚未被社会规训成任何可预测的“人设”，这使得养育过程充满不可预知性——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面对这样的存在，理性协商行不通，理性分析也失效。这一现实击碎了我长久以来奉为圭臬的“理性至上”信念，也促使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重新思考。与孩子相处的过程，让我不断追问：究竟该以何种姿态去回应那些关于人本身的根本问题？

新京报：这种变化具体是指哪些方面？

谢晶：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社会本体论，起初我以为这就是真正让我着迷的问题。后来才明白，那其实是我“觉得别人认为我该感兴趣”的议题。这话听起来有些绕，但现实里我们常常在践行他人眼中我们应做的事，却误以为那是自己的选择。如今我才清楚区分二者：当我亲身经历性别不平等后，“不平等”便从一个哲学概念转化为我个人的关切。这种切身感受让我对任何形式的统治、剥夺与剥削关系都“有动于衷”，对这类问题的探讨总能让我“上头”。我在充满情绪张力的状态下思考，此时的思想本身也显得鲜活而有力

正统的哲学训练要求我们保持“中立、客观”，我曾深信带有个人经历与情绪的思考应被摒弃。然而如今我坚定地认为，这类思维非但不低人一等，反而是更具力量的思考方式

在“公平”与“平等”之间

新京报：不妨把讨论拉得更具体些。在我的观察里，当下许多关于“平等”的议论，往往与“公平”混在一起。一旦某件事看上去符合“公平”，人们便不再追问它是否真的“平等”。可事实上，正是这种对“公平”的追求，常常反而造成了“不平等”。这一点在近两年的教育议题中尤为突出。你怎么看待“公平”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谢晶：为何依据某一标准判定为善的事物，在另一种标准下却未必成立？为何我们眼中的“平等”可能被视作“不公平”，而某些人认定的“公平”在他人看来却又显得“不平等”？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在部分印度教信仰者眼中具有合理性与公正性，但这一安排显然违背了我们所秉持的平等原则

这些看似关乎我们对“平等”与“公平”的理解，的确能引发我们反思：当说起这两个词时，内心究竟所指为何。然而究其根本，定义本身并非关键，真正重要的是一个群体如何看待应如何对待其中的成员。所谓正确对待他人，有时被理解为“平等”地相待，有时则被视为“公正”地对待。因此，当我们发现平等地对待他人反而导致不公时，绝不会简单归结为“只是定义不同”，而会感到这种看似平等的做法背离了初衷。我在书中将此现象称为“概念失效”：一个原本旨在界定正当行为的概念，其满足条件的行动却并未产生良好的结果

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对于如何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难以形成共识。这导致大量概念失效。以教育为例：强制所有人接受相同教育、参加统一考试，真的合理吗？许多人潜意识里已觉其存在问题，但症结究竟何在？我在书中指出：这是一种以形式平等掩饰实质不平等的机制，甚至借形式平等之名，为现实中的不公提供合法性。广义的“公正”应指向对每个人的恰当对待，而现代观念却将此简化为赋予人人相同权利，即通过平权来实现公正。但这真符合平等的本质吗？所谓“同一条起跑线”的真正意图，并非确保起点公平，而是推动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竞赛、必须跑出成绩；一旦差距出现，无论多大，都会被归因为个体努力所致，因而被视为正当——即“公正”。换句话说，它实际上默认了人本就应分等次，只是这种等级不再源于出身，而由后天的竞争结果决定

这就是优绩主义的核心所在。桑德尔指出，这种看似公平的“赛跑”可能带来负面后果：人与人之间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团结，反而在成员间滋生大量怨恨与嫉妒。而我想补充的是，表面上赋予所有人同等权利和机会，并不等于真正平等地对待每个人；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能称为“平等”。统一标准仅营造出平等的假象，实则意味着对不同个体施加了迥异的社会期待与压力。因此，我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平等观——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应当允许多元价值并存，拒绝以单一评价体系来衡量所有人

泉州台商区出台20条措施 支持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东南网2月11日讯（本网记者 谢玉妹 通讯员 郭慧杰）2月10日，泉州台商投资区出台二十条措施，从加大金融支持、降低企业成本、鼓励企业增产和推进项目建设四个方面，减轻疫情防控期间辖区中小微企业负担，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这些措施有效期将持续至2020年6月30日。

加大金融支持

泉州台商区从降低企业信贷成本、增加信贷投放稳定贷款、加大贷款贴息支持等方面，对区内企业加大金融支持。泉州台商区要求银行业机构要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在原有贷款利率水平上下浮10%以上，至2020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至少降低0.5个百分点。

同时，各银行业机构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在疫情防控期间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确保2020年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不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4家大型国有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20%；疫情期间，未经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同意，不得随意对企业抽贷、压贷、断贷，应给予企业一定还款宽限期，提前做好展期、续贷。发挥企业应急保障资金作用，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转续贷。

此外，疫情期间，对续贷或新增贷款的中小微企业按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贴息补助，每家企业补贴额度不超50万元。

降低企业成本

除了加大财政奖补力度、实施援企稳岗政策、允许延期办理社会保险业务外，泉州台商区还主动减免企业税费、强化税收便利化服务、减轻中小微企业租金负担、减轻企业用电成本，从7大方面，多管齐下，最大力度降低企业成本。

据了解，对符合条件为防控疫情提供紧缺急需物资保障的生产企业、保障民生的商贸配送企业，泉州台商区发放一次性稳就业奖补；支持企业对职工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并取得证书，给予企业每人800-1000 元的培训补贴；取消反担保要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启动至解除期间，免收期间政策性融资担保费，由财政给予补贴；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可展期一年，并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支持。

同时，2020年不裁员或少裁员的泉州台商区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连续生产的企业，给予一次性稳就业奖补，对为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引进劳动力的，提高用工服务奖补标准，对坚持在生产一线工作的职工给予生活补助。

对于规上工业企业属湖北等疫区员工中属于重要管理岗位和关键技术岗位的，因疫情延迟返岗给予“留岗留薪”的，按照泉州台商投资区人均月最低工资标准的20%给予补助。

对新招且2019年底前未在泉州台商区就业的泉州籍员工，签订劳动合同1年及以上的，在疫情期间每月予以800元补助。

2020年4月30日前，泉州台商区将延续实施用人单位和职工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和从3%阶段性降至1%等各项国家减轻税费政策，同时继续执行阶段性减半征收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用人单位可延期3个月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业务；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困难企业，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3个月内缴费，其间不予加收滞纳金，逾期办理缴费不影响参保个人权益记录、待遇发放。

泉州台商区内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中小微工业企业，可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受疫情影响的定期定额户，可据实合理调整定额或简化办理停业手续；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企业，依法准予延期申报；符合延期缴纳税款条件的，依法准予延期缴纳税款。

对于生产和销售疫情防控物资的增值税纳税人，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暂不限制其增值税发票领购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提供发票使用的最大便利；辅导落实好医疗机构、医用药品相关的增值税减免政策，切实减轻医疗机构税收负担；加速增值税留抵退税审批，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销售行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相关行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经认定符合条件的，在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过程中优先予以支持；加大疫情防控期间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简化退税审批流程，确保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及时、全面落实到位。

对承租国有经营性房产的中小企业，可以免收3个月的房租；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业减免租金的国家级、省级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给予不低于3个月的运营补贴，补贴标准为减免租金总额的30%，最高50万元。

自2月7日起，泉州台商区企业可申请减容、暂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不受“基本电费计收方式选定后3个月内保持不变”“暂停用电不得小于15天”等限制，将春节短周期电量使用时间延长至3月底。对因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能的泉州台商区企业，如选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结算基本电费，超过合同约定最大需量105%部分按实计取。

鼓励企业增产

泉州台商区支持疫情急需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快速扩大产能，在疫情期间增加的生产运营成本予以补助；对2020年首季度利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自营平台实现实物商品网络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或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按销售额的1.5%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对利用电商平台开展进出口业务，2020年首季度交易额增长超过300万元的企业，按交易额的2%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对已与国有企业签订合同的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确实无法按时履行合同义务的，可以适当延长合同履行期限。

其中，区内现有企业转产或者扩产疫情应急物资且在3月底前正式投产形成产能的，对其新购置或通过设备改造的口罩生产设备和防护服热压机生产设备，区财政予以20%设备投入补助，总额不超过50万元。对疫情存续期间，口罩日产量达20万片、40万片、100万片的企业，在泉州市奖励的基础上，泉州台商区再分别给予10万元、15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

同时，泉州台商区还鼓励开展科技研发。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疫情防控物资相关项目获得泉州市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的，按100%给予配套，最高100万元。

推进项目建设

泉州台商区全面推行政务服务“马上就办、网上办”“一趟不用跑”；对生产疫情防控所需物资的新上投资项目，实行一站式全链条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的“绿色通道”。对实行备案制的投资项目，严格执行告知备案制度，凡可通过线上受理的事项不再要求服务对象到现场提交，凡可通过电子证照共享获取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

此外，台商区还要求加快重大重点项目建设，促进年度计划新开工项目按期开工，有序推进在建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及民生项目复工，春节未停工和已经复工的项目要确保连续施工；加强要素保障，对新开工、复工项目涉及要素保障审批的，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集中支持一批应急医疗救助设施、隔离设施、公共卫生体系、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重点项目。

中国体操队第二次奥运选拔赛 泉州选手林超攀名列自由操榜首

中国体操队第二次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男子比赛近日在上海崇明训练基地举行，孙炜名列男子全能榜首，泉州选手林超攀拿到自由操全场最高分。

共有12名选手参加了本次选拔赛，其中参加全能项目的有4名选手，分别是孙炜、张博恒、邓书弟和兰星宇。孙炜在除自由操外的其他五项比赛中都发挥了高水平，其中跳马、双杠都得到了14.900的高分，单杠更是以14.600分名列第一，最终以总分86.798分位列全能榜首。张博恒、邓书弟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全能好手林超攀、肖若腾出于预防伤病的原因没有比满六项，但两人在各自参加的几项比赛中都得到了高分。林超攀拿到自由操项目全场最高分15.166分，双杠名列第三。肖若腾在自由操、鞍马、跳马上的得分都在三甲之列。

此外，鞍马第一归属翁浩，得分是15.633分；吊环名列第一的是得到15.133分的兰星宇；跳马得到全场最高分的是黄明淇，两跳平均得分为14.866分。世锦赛冠军邹敬园再次展现了在双杠项目上的绝对实力，拿到16.233的高分，毫无悬念地排名双杠第一。（记者吴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