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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人创业一个人创业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AI时代降落伞能否打开,大学全靠自己。生开始现在却完全不同了。一人创业”
说出这句话的AI时代91,N,是大学一个叫沈星彤的女孩。她是生开始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也是一人创业“玩纸星球”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一位以纸为主要媒介进行创作的AI时代艺术家。
5年前,大学沈星彤独立完成了立体书《打开重庆》。生开始从纸艺结构设计、一人创业插画创作到与出版社对接出版,AI时代几乎所有工作都由她一人完成。大学那时,一本立体书的诞生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现在,在苏州大学支持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沈星彤在独立运营艺术工作室的同时,还快速搭建起两个新的文创品牌。她说,这种改变得益于“这辈子认识的知识最渊博的朋友”——人工智能(AI)。
如今,在苏州大学,像沈星彤这样“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创业者日益增多。他们尝试的是一种名为OPC的创业模式,即“One Person Company”(单人公司)。在这一模式中,AI成为创业者最得力的“员工”,而高校则扮演着创业孵化器的角色,为项目提供支持与资源。
一个人真的能开公司当老板吗?这条创业之路有多难,这种创业模式又能走多远?如今,这些问题正在被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们一 一解答。
一个人开公司,可能吗
几年前,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指导教师白致远曾搭建过一个校内平台,帮助大学生团队创新训练项目寻找队友。当时,团队分工明确:商科学生做财务报表,传媒学生负责宣传,计算机学生编写代码。平台上线后,招募队友的信息源源不绝。
近几年,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明显变化——这个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很多创业团队直接用AI来完成这些工作了。”他说。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进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创业往往需要一个完整团队,技术、财务、市场分工明确,由管理者组织运作。而在OPC模式下,一个人不必掌握所有技能,AI可以承担许多原本需要专业人士完成的工作。
王进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创业的技术门槛正在消失”。
在创业初期,沈星彤还未广泛使用AI,她的立体书《打开重庆》耗时整整四年。随着AI技术的发展,她又参与了纽约中国城主题立体书项目,与团队在唐人街采访了上百位居民。面对海量中英文混杂的访谈资料,正是AI帮助团队完成了整理、翻译和信息归纳,因此这本新书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9个月时间。
“一个发展初期的小型艺术工作室,人手紧缺。如果没有AI协助,这些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沈星彤说。
苏州大学创业学生何泽谕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艺术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江苏渐近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介绍,以前制作一个卡通形象模型,需要专业建模师花一周时间;如今借助AI,仅半天就能完成,并在设计师调整后达到交付标准。
技术门槛的降低,让一个人具备了过去一个团队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麻豆视频免费播放是,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文科、艺术类学生在OPC模式下反而更具优势。
王进解释说,过去理工科学生靠技术门槛取胜,但现在程序生成能力已能满足普通开发需求,创意、内容表达以及对市场的理解才是核心能力,而这些往往是文科生擅长的领域。他举例说,许多文科生关注的苏州古典园林,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AI开发出互动或沉浸式数字产品,不仅让中国文化被更多人看到,也为创业提供了新空间。
“未来几十年,文科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机会。”沈星彤如是说。
除了技术,创业成本也是OPC实践者的重要考量。
大一时,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袁文杰便开始尝试轻量级创业。做自媒体、对接广告商、积累达人资源,每一步都走得很快。但当他决定创立服装品牌时,却遇到“重资产”的难题。生产、库存、推广,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市场竞争激烈。项目持续两年,最终在大三上学期,他选择暂停。
如今,袁文杰回到轻量级创业的路径,通过3D数字人直播和AI模特技术,打造AI虚拟试衣与时尚分析平台,并创立了“苏州禾帧”公司。这一实践让他更认同OPC理念:只要善用AI工具,“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支队伍”。
一个人的“战争”,有多难
“AI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OPC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谕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很多AI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91n免费萱萱电影网是凡事都一个人扛。
“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0到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
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最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谕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对于未来是否继续深造,袁文杰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我可能不会在大四就考研,毕业之后也许会再尝试创业一两年,看自己的发展情况。”他说,“考研究生大概率还是会考的,只是要看什么时候更合适。”
“这些事情课本里没有,理论课老师也很难教会,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去试。”袁文杰说。
一个人的背后,站着谁
OPC的“一人成军”,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
对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来说,看似只有一人的创业之路,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支持体系。学校通过课程设计、项目实践和资源对接,全方位托举这些一人公司。
早在2024年,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便牵头推出了面向全校的“X+ai”人工智能新生研讨课和通识选修课,将AI与专业能力相结合。王进介绍,相关课程中超过70%的授课教师来自企业,且多数都有创业经历。去年9月,苏州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AI通识必修课,构建完整的AI教育生态。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课程只是OPC实践的起点。王进指出,AI工具迭代迅速,“大一上学期学的内容,大二可能就升级了。到毕业时,当初学的AI技术可能早已被新技术取代”。因此,除了课程外,学校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系列项目、活动和比赛,构建起长链条、多维度、鉴黄师app安装包协同赋能的“X+ai”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生态,让学生持续接触AI前沿技术,培育AI赋能的创新人才。
作为多项创新创业大赛的指导教师,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理工科学生技术基础扎实,但很多人最初不知道技术能用来做什么。“有同学问,大模型部署好了,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这说明学生不缺技术能力,缺的是对需求端的理解。
为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找到实际需求,苏州大学组织了创业沙盘模拟、小型活动,成立了一系列OPC社区,开展了“AIdea”校园OPC创新大赛,让学生发现尚未解决的市场问题。这类活动也孵化出袁文杰创立的“苏州禾帧”等一批早期OPC项目。
对于袁文杰等在校学生来说,在课程、项目之余,个人创业最难得的是资源。
2025年12月31日的“OPC苏州之夜”活动当晚,苏州“百校千企”联盟正式成立,首批汇聚海内外119所高校和苏州1013家优质企业。苏州大学校长张桥受邀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学校对OPC新范式的深刻理解与战略布局,表示苏州大学将全力融入并服务苏州OPC新生态建设。
如今,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设立10亿元“青创基金群”,其中1亿元“青创资金”重点面向在校及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创业者。青禾教育集团在苏州大学未来校区设立1000万元青禾“未来”创业基金,从种子资金到孵化空间,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
正是通过青禾“未来”创业基金,袁文杰结识了青禾教育集团负责人,多次交流项目商业模式和落地路径。他坦言:“如果没有学校牵线搭桥,这些资源很难直接触达。”
“苏州大学有6000多名教师、5万多名学生、50多万名校友,可整合的资源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所能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苏州大学的学生还是校友,我们都会尽力托举。”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副处长资虹说。
这种“托举”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资虹介绍,学生在校期间OPC创业成功,可按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认定最多6学分,相当于两门专业课的学分。她透露,学校今年还计划用包含OPC项目在内的创新创业成果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意味着创业与学业不再冲突,而是正式被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创业从萌芽到成熟经历多个阶段。教育的意义在于让‘萌芽’得以出现。”王进说,“不能因为害怕创业失败,就把路先堵死。”
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哪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OPC的字面意思是“一人公司”,但在实际发展中,很多项目都会逐渐演变为团队合作。
王进认为,OPC更像创业的起点,而非最终形态。借助AI,一个人可以成倍放大能力,成为“超级个体”。但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多个“超级个体”之间的协作与连接,演变成更强的“超级团体”。资虹也观察到,不少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显示,OPC往往从最初的一两人,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商业模式。
“我原本也想过,如果一辈子只做OPC,可能会轻松一些,不用面临招人和团队管理的压力。”沈星彤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人能与你一起承担责任、讨论思路,小 伸进 今夜那种陪伴感是无法替代的。”
何泽谕的公司就是一个例证。如今,他的团队有十五六个人,年营收2000万元相当于过去两倍人数的团队的产出。他强调,AI虽然能显著提升效率,但创业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人完成。“真正的商业化需要团队协作,包括项目落地、合作推进等很多环节。”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OPC学生创业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如何度过早期个人阶段,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白致远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投资机构希望快速找到有市场潜力的创业团队,但本科生创业项目往往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度。“学生能很快做出‘小而美’的智能体产品,但真正的创业涉及产品落地、商业模式、市场验证,节奏就没那么快。”
有时学校会帮助学生对接投资机构,对方会询问是否有团队需要投资,而学生往往回应:“我才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下子投几十万、上百万元,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用。”
相比技术挑战,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我可以判断AI说得是否准确,但我担心下一代的判断能力,比如我五六岁的妹妹,她凡事都问AI,很难辨别信息真伪。他们这代人创业会更难,因为未必了解社会真实痛点。”沈星彤说。
因此,如何让OPC成为可持续的实践,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苏州大学仍在探索。
面向未来,学校也有新的设想。苏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田天透露,集聚多方创新要素的SUDA创新生态港即将启动内部装修,建成投用后,不仅将全方位服务全校师生创新创业,更将成为深化校地合作、链接社会资源的 “校园会客厅”。在创新生态港,创新创业全链条要素一应俱全:链接元禾亿元“青创资金”和青禾“未来”创业基金等各种资本,精准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依托苏州大学科技商学院,提供财务、法务等系统化专业培训,补齐初创期经验短板;通过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遴选优质团队,夯实人才支撑;联动苏大校友会,设立天赐东吴校友壹期基金,为师生创业构建从启动资金、创业辅导到应用场景、产业上下游资源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资虹提到,苏州市已明确提出,到2028年新增OPC企业1000家、集聚OPC人才超过1万名。未来,苏州大学OPC项目也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为学生创业项目持续提供空间、场景与资本支持。
“OPC理念可以让我们像运作公司一样,提升自己的人生效能。”沈星彤表示,并非每位了解OPC的学生都会成为创业者,但在一次次真实市场试错中,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机会。
如今,曾让沈星彤感到恐惧的“悬崖”,已变成人生路上的跳板。她知道,一个人的公司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群人的团队,而“一个人”的阶段恰恰是这一切的起点。
《中国科学报》 (2026-03-17 第4版 高教聚焦)
“过去,一个人创业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降落伞能否打开,全靠自己。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叫沈星彤的女孩。她是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也是“玩纸星球”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一位以纸为主要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5年前,沈星彤独立完成了立体书《打开重庆》。从纸艺结构设计、插画创作到与出版社对接出版,几乎所有工作都由她一人完成。那时,一本立体书的诞生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现在,在苏州大学支持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沈星彤在独立运营艺术工作室的同时,还快速搭建起两个新的文创品牌。她说,这种改变得益于“这辈子认识的知识最渊博的朋友”——人工智能(AI)。
如今,在苏州大学,像沈星彤这样“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创业者日益增多。他们尝试的是一种名为OPC的创业模式,即“One Person Company”(单人公司)。在这一模式中,AI成为创业者最得力的“员工”,而高校则扮演着创业孵化器的角色,为项目提供支持与资源。
一个人真的能开公司当老板吗?这条创业之路有多难,这种创业模式又能走多远?如今,这些问题正在被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们一 一解答。
一个人开公司,可能吗
几年前,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指导教师白致远曾搭建过一个校内平台,帮助大学生团队创新训练项目寻找队友。当时,团队分工明确:商科学生做财务报表,传媒学生负责宣传,计算机学生编写代码。平台上线后,招募队友的信息源源不绝。
近几年,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明显变化——这个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很多创业团队直接用AI来完成这些工作了。”他说。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进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创业往往需要一个完整团队,技术、财务、市场分工明确,由管理者组织运作。而在OPC模式下,一个人不必掌握所有技能,AI可以承担许多原本需要专业人士完成的工作。
王进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创业的技术门槛正在消失”。
在创业初期,沈星彤还未广泛使用AI,她的立体书《打开重庆》耗时整整四年。随着AI技术的发展,她又参与了纽约中国城主题立体书项目,与团队在唐人街采访了上百位居民。面对海量中英文混杂的访谈资料,正是AI帮助团队完成了整理、翻译和信息归纳,因此这本新书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9个月时间。
“一个发展初期的小型艺术工作室,人手紧缺。如果没有AI协助,这些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沈星彤说。
苏州大学创业学生何泽谕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艺术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江苏渐近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介绍,以前制作一个卡通形象模型,需要专业建模师花一周时间;如今借助AI,仅半天就能完成,并在设计师调整后达到交付标准。
技术门槛的降低,让一个人具备了过去一个团队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文科、艺术类学生在OPC模式下反而更具优势。
王进解释说,过去理工科学生靠技术门槛取胜,但现在程序生成能力已能满足普通开发需求,创意、内容表达以及对市场的理解才是核心能力,而这些往往是文科生擅长的领域。他举例说,许多文科生关注的苏州古典园林,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AI开发出互动或沉浸式数字产品,不仅让中国文化被更多人看到,也为创业提供了新空间。
“未来几十年,文科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机会。”沈星彤如是说。
除了技术,创业成本也是OPC实践者的重要考量。
大一时,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袁文杰便开始尝试轻量级创业。做自媒体、对接广告商、积累达人资源,每一步都走得很快。但当他决定创立服装品牌时,却遇到“重资产”的难题。生产、库存、推广,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市场竞争激烈。项目持续两年,最终在大三上学期,他选择暂停。
如今,袁文杰回到轻量级创业的路径,通过3D数字人直播和AI模特技术,打造AI虚拟试衣与时尚分析平台,并创立了“苏州禾帧”公司。这一实践让他更认同OPC理念:只要善用AI工具,“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支队伍”。
一个人的“战争”,有多难
“AI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OPC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谕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很多AI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是凡事都一个人扛。
“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0到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
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最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谕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对于未来是否继续深造,袁文杰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我可能不会在大四就考研,毕业之后也许会再尝试创业一两年,看自己的发展情况。”他说,“考研究生大概率还是会考的,只是要看什么时候更合适。”
“这些事情课本里没有,理论课老师也很难教会,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去试。”袁文杰说。
一个人的背后,站着谁
OPC的“一人成军”,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
对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来说,看似只有一人的创业之路,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支持体系。学校通过课程设计、项目实践和资源对接,全方位托举这些一人公司。
早在2024年,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便牵头推出了面向全校的“X+ai”人工智能新生研讨课和通识选修课,将AI与专业能力相结合。王进介绍,相关课程中超过70%的授课教师来自企业,且多数都有创业经历。去年9月,苏州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AI通识必修课,构建完整的AI教育生态。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课程只是OPC实践的起点。王进指出,AI工具迭代迅速,“大一上学期学的内容,大二可能就升级了。到毕业时,当初学的AI技术可能早已被新技术取代”。因此,除了课程外,学校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系列项目、活动和比赛,构建起长链条、多维度、协同赋能的“X+ai”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生态,让学生持续接触AI前沿技术,培育AI赋能的创新人才。
作为多项创新创业大赛的指导教师,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理工科学生技术基础扎实,但很多人最初不知道技术能用来做什么。“有同学问,大模型部署好了,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这说明学生不缺技术能力,缺的是对需求端的理解。
为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找到实际需求,苏州大学组织了创业沙盘模拟、小型活动,成立了一系列OPC社区,开展了“AIdea”校园OPC创新大赛,让学生发现尚未解决的市场问题。这类活动也孵化出袁文杰创立的“苏州禾帧”等一批早期OPC项目。
对于袁文杰等在校学生来说,在课程、项目之余,个人创业最难得的是资源。
2025年12月31日的“OPC苏州之夜”活动当晚,苏州“百校千企”联盟正式成立,首批汇聚海内外119所高校和苏州1013家优质企业。苏州大学校长张桥受邀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学校对OPC新范式的深刻理解与战略布局,表示苏州大学将全力融入并服务苏州OPC新生态建设。
如今,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设立10亿元“青创基金群”,其中1亿元“青创资金”重点面向在校及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创业者。青禾教育集团在苏州大学未来校区设立1000万元青禾“未来”创业基金,从种子资金到孵化空间,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
正是通过青禾“未来”创业基金,袁文杰结识了青禾教育集团负责人,多次交流项目商业模式和落地路径。他坦言:“如果没有学校牵线搭桥,这些资源很难直接触达。”
“苏州大学有6000多名教师、5万多名学生、50多万名校友,可整合的资源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所能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苏州大学的学生还是校友,我们都会尽力托举。”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副处长资虹说。
这种“托举”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资虹介绍,学生在校期间OPC创业成功,可按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认定最多6学分,相当于两门专业课的学分。她透露,学校今年还计划用包含OPC项目在内的创新创业成果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意味着创业与学业不再冲突,而是正式被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创业从萌芽到成熟经历多个阶段。教育的意义在于让‘萌芽’得以出现。”王进说,“不能因为害怕创业失败,就把路先堵死。”
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哪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OPC的字面意思是“一人公司”,但在实际发展中,很多项目都会逐渐演变为团队合作。
王进认为,OPC更像创业的起点,而非最终形态。借助AI,一个人可以成倍放大能力,成为“超级个体”。但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多个“超级个体”之间的协作与连接,演变成更强的“超级团体”。资虹也观察到,不少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显示,OPC往往从最初的一两人,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商业模式。
“我原本也想过,如果一辈子只做OPC,可能会轻松一些,不用面临招人和团队管理的压力。”沈星彤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人能与你一起承担责任、讨论思路,那种陪伴感是无法替代的。”
何泽谕的公司就是一个例证。如今,他的团队有十五六个人,年营收2000万元相当于过去两倍人数的团队的产出。他强调,AI虽然能显著提升效率,但创业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人完成。“真正的商业化需要团队协作,包括项目落地、合作推进等很多环节。”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OPC学生创业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如何度过早期个人阶段,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白致远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投资机构希望快速找到有市场潜力的创业团队,但本科生创业项目往往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度。“学生能很快做出‘小而美’的智能体产品,但真正的创业涉及产品落地、商业模式、市场验证,节奏就没那么快。”
有时学校会帮助学生对接投资机构,对方会询问是否有团队需要投资,而学生往往回应:“我才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下子投几十万、上百万元,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用。”
相比技术挑战,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我可以判断AI说得是否准确,但我担心下一代的判断能力,比如我五六岁的妹妹,她凡事都问AI,很难辨别信息真伪。他们这代人创业会更难,因为未必了解社会真实痛点。”沈星彤说。
因此,如何让OPC成为可持续的实践,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苏州大学仍在探索。
面向未来,学校也有新的设想。苏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田天透露,集聚多方创新要素的SUDA创新生态港即将启动内部装修,建成投用后,不仅将全方位服务全校师生创新创业,更将成为深化校地合作、链接社会资源的 “校园会客厅”。在创新生态港,创新创业全链条要素一应俱全:链接元禾亿元“青创资金”和青禾“未来”创业基金等各种资本,精准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依托苏州大学科技商学院,提供财务、法务等系统化专业培训,补齐初创期经验短板;通过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遴选优质团队,夯实人才支撑;联动苏大校友会,设立天赐东吴校友壹期基金,为师生创业构建从启动资金、创业辅导到应用场景、产业上下游资源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资虹提到,苏州市已明确提出,到2028年新增OPC企业1000家、集聚OPC人才超过1万名。未来,苏州大学OPC项目也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为学生创业项目持续提供空间、场景与资本支持。
“OPC理念可以让我们像运作公司一样,提升自己的人生效能。”沈星彤表示,并非每位了解OPC的学生都会成为创业者,但在一次次真实市场试错中,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机会。
如今,曾让沈星彤感到恐惧的“悬崖”,已变成人生路上的跳板。她知道,一个人的公司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群人的团队,而“一个人”的阶段恰恰是这一切的起点。
《中国科学报》 (2026-03-17 第4版 高教聚焦)
下月起,校内小卖部或说再见
原标题:下月起,校内小卖部或说再见
“去小卖部吗?”“走!”学生时代,和小伙伴相约去小卖部几乎成为一种必备的“社交礼仪”,也成为一代代学子们的青春记忆,但今后小卖部有可能要退出校园。
海峡网3月20日讯(泉州网记者 罗倩雯 陈小芬 庄丽祥 文\图)“去小卖部吗?”“走!”学生时代,和小伙伴相约去小卖部几乎成为一种必备的“社交礼仪”,也成为一代代学子们的青春记忆,但今后小卖部有可能要退出校园。

放学后,一家校外小卖部吸引了众多学生。
近日,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第二十条明确: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该规定自4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消息一出,引起广泛热议。
★走访
多数学校内不设小卖部 校园周边小卖部更活跃
昨日,记者们兵分几路,实地走访了市区数所中小学、幼儿园。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市大多数中小学、幼儿园校内并未设小卖部,但不少学校周边都有小卖部。
记者在市区某小学附近的小卖部看到,店内售卖的食品不乏辣条、自制杯面、巧克力、可乐等高盐、高糖、高脂食品。放学后,不少学生来到店内觅食,还有一些学生在购买食品后会选择躲到店内吃完方离开。
“买零食的基本上是高年级的学生,低年级的很少会去买。”一位常年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透露,低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会有家长来接,有家长在一旁监督,低年级的孩子大多也只能默默眼馋一下。
★各方声音
学生 校内小卖部是美食基地 售卖品类少但很方便
学生作为校园小卖部的忠实客户,对这条新规定又是怎么看的呢?走访中,记者发现,没有小卖部的幼儿园、小学,孩子几乎没什么感觉,而影响最大的当属初中生。
初二女生小方(化名)告诉记者,她们学校内的食堂有小卖部,也售卖饮料、面包、饼干之类,虽然她不常去小卖部买吃的,小卖部的品类没有校外的多、好吃,但很方便,不用跑出校外。“如果学校没有小卖部,我们生活的乐趣可能会少很多。”小方说,对学生而言,校内小卖部不仅是一个美食基地,还可能是学生时代最甜的青春回忆。
也有学生表示,校内有没有小卖部没多大关系,因为很多学校边上有商超、饮品店等,想吃零食非常方便,而且外面的都比学校好吃、可选择的类型多。至于外面商店安全、卫生等方面,就没想那么多了。
家长 校内总比校外的安全 寄宿制学校应该保留
丽丽的儿子是名初中生,她说孩子的学校有食堂并附有小卖部,至于售卖什么她不清楚,知道孩子在小卖部买过水、鸡腿。朱女士称,她还是比较赞成校内有小卖部,毕竟有时候孩子饿了、渴了,可以买个面包和水,总比跑出校门买方便、安全,但学校、教育等部门要加强监管,不能让校内的小卖部售卖“三无”产品。
“初中的孩子晚自习结束后通常都会肚子饿,如果学校里没有小卖部,孩子难免要顶着夜色出校门去买,比较不方便,寄宿制学校还是应该保留校内的小卖部。”吴女士表示,学校加强相关方面的监管会比“一刀切”更有意义。
小卖部分散孩子注意力 校外商铺更应加强监管
“很多人家里都备有零食给孩子吃,我觉得学校是读书的地方,没必要有小卖部。”詹女士说,她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年级,一个上幼儿园,两个孩子的学校都没有小卖部。她支持“小卖部退出校内”,最主要原因是担心小卖部售卖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就是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孩子一下课就会老想去买东西。另外,小孩会想方设法找家长要零钱。
陈女士的儿子今年读二年级,她说孩子的学校内没有小卖部、超市,但是校门口的小卖部、流动摊点不少,孩子曾和同学在校门口的摊点上买过辣条吃。“作为家长,总是不喜欢孩子吃‘垃圾食品’,我们也经常给孩子分析吃零食的坏处,就怕孩子偷偷摸摸吃。”陈女士说,如果校园内小卖部单纯卖和学习有关的用品,她还是赞成的,这样学生临时缺练习本、笔等可以直接购买,方便多了。相比校内能不能有小卖部,她认为相关部门更应该加强监管校园周边的商铺、流动摊点。
学校 是否应该取消小卖部 要考虑学生需求因校制宜
“校内小卖部卖食品要严格控制食品的来源渠道,但如何监管到位又是一大难点,大多数学校不具备这类监管能力。”丰泽区第三中心小学校长郑惠懋说道,建议能有专门的监管队伍对校内小卖部进行不定期抽检。
幼儿园的孩子都有吃点心的习惯,小学生的在校时间则比较短,一般不需要设置校内小卖部;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在校时间往往比较长,且学习强度比较大,所以对校内小卖部的需求比较大。“是否设置校内小卖部,最好要因校制宜,如一些寄宿制的学校还是应当设置。”郑惠懋说。
小卖部应该卖什么 可以由学校家长学生共商
培元中学校长蔡向阳表示,学校既要满足部分学生的需求为其提供便利,又要保障学生的食品安全,校内小卖部本就处于“两难”的境地。接下来,该校也将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制定相关方案。
“学校可以和家长代表、学生代表一起开座谈会,把各方的需求都说出来,把协商后的结果上报至主管部门备案,在小卖部内进行公示。各个学校的方案可以有所差别。”蔡向阳认为,该文件的出台对学校来说是很有好处的,校方可以借着这股“东风”对校内小卖部进行规范管理,也能更好地保证学生的食品安全。
■网友热议
@ 你打草我惊蛇:记得以前,课间操时总会和同桌去小卖部买辣条和冰棍儿吃。
@ 仙爷要渡劫:走,去小店啊,我请你(笔一扔)。
@ cj565:“80后”的小学生活,没小卖部都是不完整的。
@ Nebula-:体育课自由活动后就相聚小卖部。
@ 榕容的小迷妹:“00后”的我,下课最爱干的事就是去食堂买东西吃。
福建省万籁声武学研究院成立 吴明怀担任院长

福建省万籁声武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东南网11月28日讯(本网记者 谢玉妹)28日上午,福建省万籁声武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在石狮市自然门学校举行。会上举行了福建省万籁声武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并为第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成员颁发牌匾证书。
据了解,福建省万籁声武学研究院是由我国著名武术家万籁声的学生代表自愿举办、从事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是落户泉州市的首家武术研究院。该研究院于2018年初开始筹备,今年5月经省体育局、省民政厅核准成立,并于6月12日在福州进行颁证授牌仪式。
福建省万籁声武学研究院院长、自然门第四代传人吴明怀表示,将以此次成立庆典为契机,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团结各界更多武学人士,挖掘和整理中华武术宝贵文化遗产,传授万籁声自然门武德、武风、武学和武技,提高整体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使万籁声的六合门、自然门等武术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让研究院更好地普及和推动自然门武学成为群众性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
据介绍,自然门武术由徐矮师祖初创于清道光年间,前三代为独门单传,第三代传人万籁声视武术为中国瑰宝,所到之处皆力创武术教育基地,感召有志青年学习中华武术文化。上世纪40年代,随着万籁声在福州定居,自然门武术开始在八闽广为传播,在近代武林独树一帜,传承迄今,影响广泛,习练者遍布国内外,在十多个国家设有传授机构。

福建省万籁声武学研究院揭牌 主办方供图

福建省万籁声武学研究院院长吴明怀代表理事会作工作报告 主办方供图

石狮副市长黄延艺(图中)为第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成员颁发证书 主办方供图

石狮副市长黄延艺(图左)为第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成员颁发证书 主办方供图

石狮副市长黄延艺(图左)为第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成员颁发证书 主办方供图
“过去,一人创业一个人创业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AI时代降落伞能否打开,大学全靠自己。生开始现在却完全不同了。一人创业”
说出这句话的AI时代91,N,是大学一个叫沈星彤的女孩。她是生开始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也是一人创业“玩纸星球”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一位以纸为主要媒介进行创作的AI时代艺术家。
5年前,大学沈星彤独立完成了立体书《打开重庆》。生开始从纸艺结构设计、一人创业插画创作到与出版社对接出版,AI时代几乎所有工作都由她一人完成。大学那时,一本立体书的诞生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现在,在苏州大学支持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沈星彤在独立运营艺术工作室的同时,还快速搭建起两个新的文创品牌。她说,这种改变得益于“这辈子认识的知识最渊博的朋友”——人工智能(AI)。
如今,在苏州大学,像沈星彤这样“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创业者日益增多。他们尝试的是一种名为OPC的创业模式,即“One Person Company”(单人公司)。在这一模式中,AI成为创业者最得力的“员工”,而高校则扮演着创业孵化器的角色,为项目提供支持与资源。
一个人真的能开公司当老板吗?这条创业之路有多难,这种创业模式又能走多远?如今,这些问题正在被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们一 一解答。
一个人开公司,可能吗
几年前,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指导教师白致远曾搭建过一个校内平台,帮助大学生团队创新训练项目寻找队友。当时,团队分工明确:商科学生做财务报表,传媒学生负责宣传,计算机学生编写代码。平台上线后,招募队友的信息源源不绝。
近几年,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明显变化——这个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很多创业团队直接用AI来完成这些工作了。”他说。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进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创业往往需要一个完整团队,技术、财务、市场分工明确,由管理者组织运作。而在OPC模式下,一个人不必掌握所有技能,AI可以承担许多原本需要专业人士完成的工作。
王进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创业的技术门槛正在消失”。
在创业初期,沈星彤还未广泛使用AI,她的立体书《打开重庆》耗时整整四年。随着AI技术的发展,她又参与了纽约中国城主题立体书项目,与团队在唐人街采访了上百位居民。面对海量中英文混杂的访谈资料,正是AI帮助团队完成了整理、翻译和信息归纳,因此这本新书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9个月时间。
“一个发展初期的小型艺术工作室,人手紧缺。如果没有AI协助,这些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沈星彤说。
苏州大学创业学生何泽谕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艺术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江苏渐近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介绍,以前制作一个卡通形象模型,需要专业建模师花一周时间;如今借助AI,仅半天就能完成,并在设计师调整后达到交付标准。
技术门槛的降低,让一个人具备了过去一个团队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麻豆视频免费播放是,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文科、艺术类学生在OPC模式下反而更具优势。
王进解释说,过去理工科学生靠技术门槛取胜,但现在程序生成能力已能满足普通开发需求,创意、内容表达以及对市场的理解才是核心能力,而这些往往是文科生擅长的领域。他举例说,许多文科生关注的苏州古典园林,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AI开发出互动或沉浸式数字产品,不仅让中国文化被更多人看到,也为创业提供了新空间。
“未来几十年,文科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机会。”沈星彤如是说。
除了技术,创业成本也是OPC实践者的重要考量。
大一时,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袁文杰便开始尝试轻量级创业。做自媒体、对接广告商、积累达人资源,每一步都走得很快。但当他决定创立服装品牌时,却遇到“重资产”的难题。生产、库存、推广,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市场竞争激烈。项目持续两年,最终在大三上学期,他选择暂停。
如今,袁文杰回到轻量级创业的路径,通过3D数字人直播和AI模特技术,打造AI虚拟试衣与时尚分析平台,并创立了“苏州禾帧”公司。这一实践让他更认同OPC理念:只要善用AI工具,“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支队伍”。
一个人的“战争”,有多难
“AI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OPC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谕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很多AI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91n免费萱萱电影网是凡事都一个人扛。
“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0到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
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最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谕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对于未来是否继续深造,袁文杰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我可能不会在大四就考研,毕业之后也许会再尝试创业一两年,看自己的发展情况。”他说,“考研究生大概率还是会考的,只是要看什么时候更合适。”
“这些事情课本里没有,理论课老师也很难教会,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去试。”袁文杰说。
一个人的背后,站着谁
OPC的“一人成军”,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
对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来说,看似只有一人的创业之路,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支持体系。学校通过课程设计、项目实践和资源对接,全方位托举这些一人公司。
早在2024年,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便牵头推出了面向全校的“X+ai”人工智能新生研讨课和通识选修课,将AI与专业能力相结合。王进介绍,相关课程中超过70%的授课教师来自企业,且多数都有创业经历。去年9月,苏州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AI通识必修课,构建完整的AI教育生态。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课程只是OPC实践的起点。王进指出,AI工具迭代迅速,“大一上学期学的内容,大二可能就升级了。到毕业时,当初学的AI技术可能早已被新技术取代”。因此,除了课程外,学校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系列项目、活动和比赛,构建起长链条、多维度、鉴黄师app安装包协同赋能的“X+ai”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生态,让学生持续接触AI前沿技术,培育AI赋能的创新人才。
作为多项创新创业大赛的指导教师,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理工科学生技术基础扎实,但很多人最初不知道技术能用来做什么。“有同学问,大模型部署好了,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这说明学生不缺技术能力,缺的是对需求端的理解。
为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找到实际需求,苏州大学组织了创业沙盘模拟、小型活动,成立了一系列OPC社区,开展了“AIdea”校园OPC创新大赛,让学生发现尚未解决的市场问题。这类活动也孵化出袁文杰创立的“苏州禾帧”等一批早期OPC项目。
对于袁文杰等在校学生来说,在课程、项目之余,个人创业最难得的是资源。
2025年12月31日的“OPC苏州之夜”活动当晚,苏州“百校千企”联盟正式成立,首批汇聚海内外119所高校和苏州1013家优质企业。苏州大学校长张桥受邀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学校对OPC新范式的深刻理解与战略布局,表示苏州大学将全力融入并服务苏州OPC新生态建设。
如今,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设立10亿元“青创基金群”,其中1亿元“青创资金”重点面向在校及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创业者。青禾教育集团在苏州大学未来校区设立1000万元青禾“未来”创业基金,从种子资金到孵化空间,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
正是通过青禾“未来”创业基金,袁文杰结识了青禾教育集团负责人,多次交流项目商业模式和落地路径。他坦言:“如果没有学校牵线搭桥,这些资源很难直接触达。”
“苏州大学有6000多名教师、5万多名学生、50多万名校友,可整合的资源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所能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苏州大学的学生还是校友,我们都会尽力托举。”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副处长资虹说。
这种“托举”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资虹介绍,学生在校期间OPC创业成功,可按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认定最多6学分,相当于两门专业课的学分。她透露,学校今年还计划用包含OPC项目在内的创新创业成果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意味着创业与学业不再冲突,而是正式被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创业从萌芽到成熟经历多个阶段。教育的意义在于让‘萌芽’得以出现。”王进说,“不能因为害怕创业失败,就把路先堵死。”
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哪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OPC的字面意思是“一人公司”,但在实际发展中,很多项目都会逐渐演变为团队合作。
王进认为,OPC更像创业的起点,而非最终形态。借助AI,一个人可以成倍放大能力,成为“超级个体”。但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多个“超级个体”之间的协作与连接,演变成更强的“超级团体”。资虹也观察到,不少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显示,OPC往往从最初的一两人,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商业模式。
“我原本也想过,如果一辈子只做OPC,可能会轻松一些,不用面临招人和团队管理的压力。”沈星彤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人能与你一起承担责任、讨论思路,小 伸进 今夜那种陪伴感是无法替代的。”
何泽谕的公司就是一个例证。如今,他的团队有十五六个人,年营收2000万元相当于过去两倍人数的团队的产出。他强调,AI虽然能显著提升效率,但创业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人完成。“真正的商业化需要团队协作,包括项目落地、合作推进等很多环节。”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OPC学生创业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如何度过早期个人阶段,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白致远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投资机构希望快速找到有市场潜力的创业团队,但本科生创业项目往往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度。“学生能很快做出‘小而美’的智能体产品,但真正的创业涉及产品落地、商业模式、市场验证,节奏就没那么快。”
有时学校会帮助学生对接投资机构,对方会询问是否有团队需要投资,而学生往往回应:“我才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下子投几十万、上百万元,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用。”
相比技术挑战,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我可以判断AI说得是否准确,但我担心下一代的判断能力,比如我五六岁的妹妹,她凡事都问AI,很难辨别信息真伪。他们这代人创业会更难,因为未必了解社会真实痛点。”沈星彤说。
因此,如何让OPC成为可持续的实践,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苏州大学仍在探索。
面向未来,学校也有新的设想。苏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田天透露,集聚多方创新要素的SUDA创新生态港即将启动内部装修,建成投用后,不仅将全方位服务全校师生创新创业,更将成为深化校地合作、链接社会资源的 “校园会客厅”。在创新生态港,创新创业全链条要素一应俱全:链接元禾亿元“青创资金”和青禾“未来”创业基金等各种资本,精准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依托苏州大学科技商学院,提供财务、法务等系统化专业培训,补齐初创期经验短板;通过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遴选优质团队,夯实人才支撑;联动苏大校友会,设立天赐东吴校友壹期基金,为师生创业构建从启动资金、创业辅导到应用场景、产业上下游资源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资虹提到,苏州市已明确提出,到2028年新增OPC企业1000家、集聚OPC人才超过1万名。未来,苏州大学OPC项目也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为学生创业项目持续提供空间、场景与资本支持。
“OPC理念可以让我们像运作公司一样,提升自己的人生效能。”沈星彤表示,并非每位了解OPC的学生都会成为创业者,但在一次次真实市场试错中,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机会。
如今,曾让沈星彤感到恐惧的“悬崖”,已变成人生路上的跳板。她知道,一个人的公司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群人的团队,而“一个人”的阶段恰恰是这一切的起点。
《中国科学报》 (2026-03-17 第4版 高教聚焦)
“过去,一个人创业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降落伞能否打开,全靠自己。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叫沈星彤的女孩。她是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也是“玩纸星球”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一位以纸为主要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5年前,沈星彤独立完成了立体书《打开重庆》。从纸艺结构设计、插画创作到与出版社对接出版,几乎所有工作都由她一人完成。那时,一本立体书的诞生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现在,在苏州大学支持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沈星彤在独立运营艺术工作室的同时,还快速搭建起两个新的文创品牌。她说,这种改变得益于“这辈子认识的知识最渊博的朋友”——人工智能(AI)。
如今,在苏州大学,像沈星彤这样“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创业者日益增多。他们尝试的是一种名为OPC的创业模式,即“One Person Company”(单人公司)。在这一模式中,AI成为创业者最得力的“员工”,而高校则扮演着创业孵化器的角色,为项目提供支持与资源。
一个人真的能开公司当老板吗?这条创业之路有多难,这种创业模式又能走多远?如今,这些问题正在被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们一 一解答。
一个人开公司,可能吗
几年前,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指导教师白致远曾搭建过一个校内平台,帮助大学生团队创新训练项目寻找队友。当时,团队分工明确:商科学生做财务报表,传媒学生负责宣传,计算机学生编写代码。平台上线后,招募队友的信息源源不绝。
近几年,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明显变化——这个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很多创业团队直接用AI来完成这些工作了。”他说。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进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创业往往需要一个完整团队,技术、财务、市场分工明确,由管理者组织运作。而在OPC模式下,一个人不必掌握所有技能,AI可以承担许多原本需要专业人士完成的工作。
王进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创业的技术门槛正在消失”。
在创业初期,沈星彤还未广泛使用AI,她的立体书《打开重庆》耗时整整四年。随着AI技术的发展,她又参与了纽约中国城主题立体书项目,与团队在唐人街采访了上百位居民。面对海量中英文混杂的访谈资料,正是AI帮助团队完成了整理、翻译和信息归纳,因此这本新书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9个月时间。
“一个发展初期的小型艺术工作室,人手紧缺。如果没有AI协助,这些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沈星彤说。
苏州大学创业学生何泽谕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艺术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江苏渐近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介绍,以前制作一个卡通形象模型,需要专业建模师花一周时间;如今借助AI,仅半天就能完成,并在设计师调整后达到交付标准。
技术门槛的降低,让一个人具备了过去一个团队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文科、艺术类学生在OPC模式下反而更具优势。
王进解释说,过去理工科学生靠技术门槛取胜,但现在程序生成能力已能满足普通开发需求,创意、内容表达以及对市场的理解才是核心能力,而这些往往是文科生擅长的领域。他举例说,许多文科生关注的苏州古典园林,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AI开发出互动或沉浸式数字产品,不仅让中国文化被更多人看到,也为创业提供了新空间。
“未来几十年,文科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机会。”沈星彤如是说。
除了技术,创业成本也是OPC实践者的重要考量。
大一时,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袁文杰便开始尝试轻量级创业。做自媒体、对接广告商、积累达人资源,每一步都走得很快。但当他决定创立服装品牌时,却遇到“重资产”的难题。生产、库存、推广,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市场竞争激烈。项目持续两年,最终在大三上学期,他选择暂停。
如今,袁文杰回到轻量级创业的路径,通过3D数字人直播和AI模特技术,打造AI虚拟试衣与时尚分析平台,并创立了“苏州禾帧”公司。这一实践让他更认同OPC理念:只要善用AI工具,“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支队伍”。
一个人的“战争”,有多难
“AI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OPC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谕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很多AI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是凡事都一个人扛。
“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0到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
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最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谕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对于未来是否继续深造,袁文杰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我可能不会在大四就考研,毕业之后也许会再尝试创业一两年,看自己的发展情况。”他说,“考研究生大概率还是会考的,只是要看什么时候更合适。”
“这些事情课本里没有,理论课老师也很难教会,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去试。”袁文杰说。
一个人的背后,站着谁
OPC的“一人成军”,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
对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来说,看似只有一人的创业之路,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支持体系。学校通过课程设计、项目实践和资源对接,全方位托举这些一人公司。
早在2024年,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便牵头推出了面向全校的“X+ai”人工智能新生研讨课和通识选修课,将AI与专业能力相结合。王进介绍,相关课程中超过70%的授课教师来自企业,且多数都有创业经历。去年9月,苏州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AI通识必修课,构建完整的AI教育生态。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课程只是OPC实践的起点。王进指出,AI工具迭代迅速,“大一上学期学的内容,大二可能就升级了。到毕业时,当初学的AI技术可能早已被新技术取代”。因此,除了课程外,学校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系列项目、活动和比赛,构建起长链条、多维度、协同赋能的“X+ai”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生态,让学生持续接触AI前沿技术,培育AI赋能的创新人才。
作为多项创新创业大赛的指导教师,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理工科学生技术基础扎实,但很多人最初不知道技术能用来做什么。“有同学问,大模型部署好了,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这说明学生不缺技术能力,缺的是对需求端的理解。
为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找到实际需求,苏州大学组织了创业沙盘模拟、小型活动,成立了一系列OPC社区,开展了“AIdea”校园OPC创新大赛,让学生发现尚未解决的市场问题。这类活动也孵化出袁文杰创立的“苏州禾帧”等一批早期OPC项目。
对于袁文杰等在校学生来说,在课程、项目之余,个人创业最难得的是资源。
2025年12月31日的“OPC苏州之夜”活动当晚,苏州“百校千企”联盟正式成立,首批汇聚海内外119所高校和苏州1013家优质企业。苏州大学校长张桥受邀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学校对OPC新范式的深刻理解与战略布局,表示苏州大学将全力融入并服务苏州OPC新生态建设。
如今,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设立10亿元“青创基金群”,其中1亿元“青创资金”重点面向在校及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创业者。青禾教育集团在苏州大学未来校区设立1000万元青禾“未来”创业基金,从种子资金到孵化空间,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
正是通过青禾“未来”创业基金,袁文杰结识了青禾教育集团负责人,多次交流项目商业模式和落地路径。他坦言:“如果没有学校牵线搭桥,这些资源很难直接触达。”
“苏州大学有6000多名教师、5万多名学生、50多万名校友,可整合的资源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所能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苏州大学的学生还是校友,我们都会尽力托举。”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副处长资虹说。
这种“托举”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资虹介绍,学生在校期间OPC创业成功,可按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认定最多6学分,相当于两门专业课的学分。她透露,学校今年还计划用包含OPC项目在内的创新创业成果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意味着创业与学业不再冲突,而是正式被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创业从萌芽到成熟经历多个阶段。教育的意义在于让‘萌芽’得以出现。”王进说,“不能因为害怕创业失败,就把路先堵死。”
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哪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OPC的字面意思是“一人公司”,但在实际发展中,很多项目都会逐渐演变为团队合作。
王进认为,OPC更像创业的起点,而非最终形态。借助AI,一个人可以成倍放大能力,成为“超级个体”。但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多个“超级个体”之间的协作与连接,演变成更强的“超级团体”。资虹也观察到,不少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显示,OPC往往从最初的一两人,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商业模式。
“我原本也想过,如果一辈子只做OPC,可能会轻松一些,不用面临招人和团队管理的压力。”沈星彤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人能与你一起承担责任、讨论思路,那种陪伴感是无法替代的。”
何泽谕的公司就是一个例证。如今,他的团队有十五六个人,年营收2000万元相当于过去两倍人数的团队的产出。他强调,AI虽然能显著提升效率,但创业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人完成。“真正的商业化需要团队协作,包括项目落地、合作推进等很多环节。”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OPC学生创业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如何度过早期个人阶段,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白致远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投资机构希望快速找到有市场潜力的创业团队,但本科生创业项目往往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度。“学生能很快做出‘小而美’的智能体产品,但真正的创业涉及产品落地、商业模式、市场验证,节奏就没那么快。”
有时学校会帮助学生对接投资机构,对方会询问是否有团队需要投资,而学生往往回应:“我才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下子投几十万、上百万元,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用。”
相比技术挑战,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我可以判断AI说得是否准确,但我担心下一代的判断能力,比如我五六岁的妹妹,她凡事都问AI,很难辨别信息真伪。他们这代人创业会更难,因为未必了解社会真实痛点。”沈星彤说。
因此,如何让OPC成为可持续的实践,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苏州大学仍在探索。
面向未来,学校也有新的设想。苏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田天透露,集聚多方创新要素的SUDA创新生态港即将启动内部装修,建成投用后,不仅将全方位服务全校师生创新创业,更将成为深化校地合作、链接社会资源的 “校园会客厅”。在创新生态港,创新创业全链条要素一应俱全:链接元禾亿元“青创资金”和青禾“未来”创业基金等各种资本,精准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依托苏州大学科技商学院,提供财务、法务等系统化专业培训,补齐初创期经验短板;通过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遴选优质团队,夯实人才支撑;联动苏大校友会,设立天赐东吴校友壹期基金,为师生创业构建从启动资金、创业辅导到应用场景、产业上下游资源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资虹提到,苏州市已明确提出,到2028年新增OPC企业1000家、集聚OPC人才超过1万名。未来,苏州大学OPC项目也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为学生创业项目持续提供空间、场景与资本支持。
“OPC理念可以让我们像运作公司一样,提升自己的人生效能。”沈星彤表示,并非每位了解OPC的学生都会成为创业者,但在一次次真实市场试错中,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机会。
如今,曾让沈星彤感到恐惧的“悬崖”,已变成人生路上的跳板。她知道,一个人的公司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群人的团队,而“一个人”的阶段恰恰是这一切的起点。
《中国科学报》 (2026-03-17 第4版 高教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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