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周五，两则本版精选两篇论文。法律《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与文摘”新维度，哲学职业筹建“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研究携手期刊（集刊）界共同助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文摘发展。每期稿件由本所初筛，两则76吃瓜爆料并邀请相关学科领域的法律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荐。我们力求呈现近期兼具专业深度与前沿视野的哲学职业学术成果，同时注重论文是研究否具备清晰的本土或全球问题意识，以及中文写作特有的文摘表达气质
此为2026年第3期（总第18期）。第一篇论文由陈景辉撰写，两则聚焦法律的法律道德形象问题，其论述充满思辨深度。哲学职业文中指出，研究在我们对法律的文摘日常经验中，常存在一种“有些法律是主要的”直觉认知，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一“主要的”含义。为此，作者以法律的道德形象为切入点展开分析。他区分了抽象的道德形象与具体的道德形象，并主张：那些与抽象道德形象直接关联的法律，在法的本质意义上具有主导性地位——如宪法、刑法与民法等，它们各自以不同方式体现并呼应这种抽象的伦理价值。 第二篇论文由李钧鹏、张志强合作完成，采用社会学视角呈现了一个看似熟悉却实则复杂的行业图景：为何在理发行业中，“Tony”（托尼，男名）几乎成为理发师的代称？这一职业本应与美和时尚紧密相连，要求从业者具备耐心、细致操作能力以及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依传统性别角色预期，似乎更适合女性从事。然而现实恰恰相反。作者从职业教育路径、师徒传承机制、劳动过程组织及职业退出机制等多个层面进行剖析，既揭示了结构性制约因素的作用，也展现了个体在选择与适应中的能动性
本期内容经《现代法学》《社会科学研究》授权摘编
本期评议：陈新宇 陈映芳
文本摘选：罗东
法律的道德面貌
某些部门法直接关联着法律的道德形象，一旦这些法律缺失，或虽存在却明显存在缺陷，便会对法律的道德形象造成直接影响，因而必须予以改进或修正，使之契合法律应有的道德风貌。从这个角度看，法律的道德形象本身就是其本质内涵之一。用更形象的一级片网说法来比喻，法律的道德形象就如同一个人的“人设（人物性格设定）”。正因如此，这些部门法有理由被称为“主要部门法”。当然，“主要部门法”这一统称并不意味着它们对法律道德形象的影响方式完全相同
若将“本质”理解为使某物成为其自身的核心要素，那么法律的本质便是构成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关键内容。既然道德形象是法律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其道德形象存在严重缺陷，或在根本上违背道德准则时，这便构成了批判法律的最有力依据。换言之，对法律的道德批评，恰恰是法律本质的内在体现；而相应的立法修订，则是对这一本质诉求的回应形式
然而，不能过分强调道德批评的意义；对X展开道德批评，并不意味着X本身具有道德属性，二者在概念上仍可区分开来。尤其当X仅是工具性地促进道德时，便可能同时成立：X不具备道德属性，却仍可受到道德层面的批评。例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表明，仓廪充实与衣食充足在功能上有助于实现礼节与荣辱意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基于后两者来批判仓廪不足或衣食匮乏，并且这种批判必然是道德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说仓廪实或衣食足本身就等于礼节或荣辱，亦未证明它们本身具备道德属性。依此逻辑，尽管法律的性质允许对其展开道德批评，却并不能由此推导出法律本身具有道德属性——这最多只能说明法律是一项与道德相关的事业，正如仓廪实与衣食足一样。但若说“法律拥有道德形象”，则隐含了“法律具备道德属性”的主张。因此，仅凭“允许对法律进行道德批评”这一理由，并不足以支持该结论；必须寻求其他独立的依据作为支撑
这又牵涉到法律的规范性质问题：法律须借助规范概念或道义语词来表达其要求，前者如权利、义务、责任、权力等，后者如必须、应当、不得、可以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樱桃视频在线观看是，这些规范概念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明显共享，由此是否足以证明法律具备道德属性？对此提问存在显而易见的障碍——除法律与道德外，各类游戏也普遍使用这些概念，其中同样会出现权利、义务、责任、权力等现象，例如足球比赛中裁判所行使的权力。然而，这一困境并不难化解：真正关键在于，法律明显影响人们的道德处境，具有不可忽视的道德后果或道德意涵，而游戏则不具此类效应。因此，并非游戏真正共享这些规范概念，实质上唯有法律与道德才构成真正的共享关系。那么，是否可据此推论法律拥有与道德相同的规范性质？反对观点指出，法律中的权利、义务与道德中的权利、义务并不要求内容一致；一个关键差异在于，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有事实依据，如须由成文法明确设定，而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则无此要求
但拉兹通过探讨“承诺”（promise）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说法。一方面，承诺无疑是一种道德现象，因其能够产生全新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承诺必须以事实为基础——除非我以某种实际的方式回应你的请求，否则便不存在对你的承诺。法律在两方面都与承诺相类似：尽管不能因此断言法律如道德般具备“全然”的规范性，但它至少具有“形式的”规范性，而绝不可能完全缺乏规范性
在性质上被视为主要的法律，其典型代表大概只有宪法、刑法与民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法体系而言，其他部门法就不具重要性；事实上，它们有时可能同样具有与这三个核心部门法相当的重要性。只是这种重要性源于该法体系所特有的道德形象，而非抽象层面的普遍道德理念。（详见陈景辉：《法律的道德形象：为何有些法律是主要的？》，《现代法学》2025年第5期，页177-192、217）
理发师的性别分区现象
我们的研究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发现：理发师群体中男性占据绝大多数。尽管理发店内不乏女性工作人员，但她们多活跃于前台、免费无遮挡黄游18十收银或接待岗位，真正从事剪发工作的女性却十分罕见，这一现象在大城市的连锁机构中尤为突出。一向被认为灵巧细致、关注潮流的女性，似乎正从理发师这一职业中悄然退出；而那些被贴上“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标签的男性，则逐渐成为执剪者，主导着造型与审美。为何一个高度依赖精细服务与情感互动的职业，却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
本研究以武汉地区的M与D两家大型连锁理发店为核心调研地点，并辅以安徽宿州的三间小型理发店作为补充考察点
难以入门：入行前的教育分流。成为理发师需在前期教育阶段投入大量资源，不仅包括美发学校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开销，还需自购假人头（假发头模）、剪刀、梳子等基本工具。许多家庭对于女孩未能升入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学校的情况持消极态度，认为继续求学是“浪费”时间与经济成本，因而更倾向让她们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务工以补贴家用。这种观念在传统性别偏见的加持下，导致女性在低层次职业教育中大量流失。同时，理发技艺强调实践积累，加之职业教育发展长期受限，使得师徒制仍被保留为少数职业传承方式之一。除技术外，理发师所需的沟通技巧往往依赖于长期稳定的师徒互动方能习得。然而，学徒制的运行前提在于一定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而女性在此体系中常遭排斥——或明或暗。例如，师傅通过言传身教传授技艺与服务意识固然有效，但师徒之间高度亲密的关系及情感联结，使得男师傅收女徒弟易引发舆论质疑。此外，师傅往往深度参与徒弟的生活事务，出于对女儿安全的顾虑，父母也难以放心将子女托付给异性师傅
留不下来：入行后的性别淘汰。连锁理发店强调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与高效的绩效管理，对员工的纪律性要求较高。在此类环境中，工作强度大，规范严格，培训体系也相对密集。91网站观看女性因身体结构及生育特点，常被视作职场中的“不利因素”，进而成为性别歧视的根源，制约其职业选择与发展空间。当被问及为何不见女理发师时，这些男性从业者几乎一致回答：“女的吃不了这个苦”。他们普遍持有刻板观念：女性追求安逸、缺乏耐力、不愿深入钻研技术；又因生育可能带来的职业中断，被认为难以持续稳定发展。我们访谈中的多数男性均持此类观点，而这种认知也直接成为店长拒绝聘用女性员工的重要依据
技术价值与性别权力的交织，即便在时尚与美的领域也显而易见。女性从业者在这一行中并未真正获得应有的认可。女理发师的技术水平常被雇主和顾客轻视，而男理发师则被赋予更高的专业形象，被视为更懂时尚的设计者。受访者谷风直言不讳：“店长不太愿意招女性做理发师，因为她们没有时尚感。”一些女性顾客同样偏好由男性理发师来设计发型，理由是男性服务态度更佳、技术更为出色，并且“更懂女性美”。然而，关键问题在于——理发服务本身缺乏统一的质量评判标准，这使得主观偏见得以在无形中被合理化
结构性限制是女性退出理发师职业的重要原因，却难以完全说明职业性别隔离的生成机制。（摘选者注：文章强调，这一现象不仅源于外部制度性障碍，也与劳动者个体在主动或被动情境下的选择密切相关，并进行了深入剖析）本研究发现，无论女性是被迫从原行业转向美容美甲等关联领域，还是因环境压力退守至小城市或家庭理发店，其职业路径始终呈现出明显的被动特征；而男性则展现出更强的进取意识。当职业地位与收入逐步提升，大量男性从业者涌入该行业，通过贬低女性的技术能力来建构自身权威，将原本被视为“不适合男性”的低技术体力劳动重新界定为“适合男性”的高技能专业工作。（详见李钧鹏、张志强：《“女退男进”：理发师的性别隔离》，《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2期，页134-146、227）
每逢周五，本版精选两篇论文。《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原有图书评介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与文摘”新维度，筹建“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携手期刊（集刊）界共同助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每期论文由本所初步筛选，并邀请相关学科专家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我们力求呈现近期兼具专业深度与前沿视野的研究成果，同时注重论文所体现的本土关怀或全球议题意识，以及中文表达特有的思想质地
此为2026年第3期（总第18期）。陈景辉在第一篇论文中深入探讨法律的道德形象问题，其论证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正如文中所述，在日常对法律的经验认知中，我们常会持有“有些法律是主要的”这一判断，而其中“主要的”究竟意味着什么？为回应此问题，作者由法律的道德形象切入展开分析。他区分了抽象的道德形象与具体的道德形象，并指出：那些与抽象道德形象直接关联的法律，在法律本质层面具有优先性，例如宪法、刑法和民法，它们分别以不同方式承载着普遍性的道德价值。第二篇论文由李钧鹏与张志强撰写，他们运用社会学视角，呈现了一个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职业图景——为何理发行业中绝大多数从业者都被称为“Tony”（托尼，男名）？尽管理发关乎美与时尚，需要耐心、精细操作及情绪陪伴，传统性别观念通常认为女性更适合该行业，但现实恰恰相反。作者从职业教育、师徒传承、劳动过程到职业退出等环节展开系统分析，既揭示了结构性制约，也呈现了个体内在选择的复杂动因
本期内容经《现代法学》《社会科学研究》授权摘编
本期评议：陈新宇、陈映芳
文本摘选：罗东（）
法律的道德面貌
某些部门法直接关联着法律的道德形象，一旦缺失，或虽存在却明显存在缺陷，都会直接损害这一形象，因而必须予以相应调整或修正，以确保与法律应有的道德面貌相契合。由此可见，法律的道德形象乃是其内在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若用更生动的说法，法律的道德形象犹如一个人的“人设（人物性格设定）”。正因如此，这些部门法理应被称为“主要部门法”。不过，“主要部门法”这一统称并不表示它们在塑造法律道德形象方面作用方式完全相同
若将“本质”理解为使某物成其为该物的核心要素，那么法律的本质即为使法律得以成立的根本内容。既然道德形象是法律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其道德形象存在严重缺陷，甚至从根本上违背道德时，这便构成了批判法律最有力的理由。换言之，对法律的道德批评，正是法律本质的体现；而相应的立法修正，则是对这一本质诉求的回应形式
然而，不能过度强调道德批评的作用；对X展开道德批评，并不意味着X本身具有道德属性，两者在概念上仍可区分开来。尤其当X仅是工具性地促进道德目标时，我们既能合理地对X进行道德评判，又不必承认其自身具备道德属性。例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表明，物资丰盈与生活富足在手段上有助于培养礼仪与羞耻心，因此可依据后二者来批判粮仓空虚或衣食短缺，并且这种批评本身属于道德范畴。但这并不等同于说“仓廪实”即等于“知礼节”，或“衣食足”本身就具备道德意义。依此类推，尽管法律的存在允许我们对其展开道德审视，这却不足以证明法律自身具有道德属性——最多只能说，法律是一种服务于道德的事业，如同物质条件之于德行养成一般。然而，“法律具有道德形象”的说法，则暗含了其本身即具道德属性的主张。因此，仅以“法律可被道德批评”为由，尚不足以推导出这一结论，必须另寻更充分的理由
这又回到了法律的规范性质问题：法律必须借助规范概念或道义语词来表达其要求，前者如权利、义务、责任、权力等，后者如必须、应当、不得、可以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范概念明显为法律与道德所共有。那么，能否据此证明法律具有道德属性？对此问题的回答存在显而易见的障碍——除了法律和道德之外，这类规范概念同样被各类游戏所共享，其中也包含权利、义务、责任、权力等现象，例如足球比赛中裁判所具有的权力。然而，这一难题并不难化解：真正关键在于，法律显著影响人们的道德处境，或必然产生道德后果与意义；而游戏中的类似表述，并不构成对这些概念的真实共享，实际上只有法律与道德才真正共享此类规范内涵。由此是否可推断，法律拥有与道德相同的规范性质？对此仍存反对意见：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未必等同于道德上的权利、义务，二者的内容并不必然一致。一个典型差异在于，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必须具有明确的事实依据，比如须由成文法明示规定；而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则无此要求，其来源可更为多元或非实证性
但拉兹通过对“承诺”（promise）的深入分析，有力地驳斥了这一错误观点。一方面，“承诺”无疑属于道德范畴，因其能产生全新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承诺必须以某种事实为基础——若非我以实际方式接受了你的请求，便不存在对你作出承诺的事实前提。法律在两方面皆与“承诺”相似：虽然不能因此断言法律如道德般具有“全然的”规范性，但它至少具备“形式的”规范性，绝不可能完全缺乏规范性
在性质上被视为主要的法律，其典型代表大概仅有宪法、刑法与民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某一具体法体系而言，其他部门法就不具重要性；事实上，它们完全可能与上述三大核心部门法具备同等重要的地位。只不过这种重要性并非源于抽象的道德理念，而是根植于该法体系所呈现出的具体道德形象。（详见陈景辉：《法律的道德形象：为何有些法律是主要的？》，《现代法学》2025年第5期，页177-192、217）
理发店中的性别区分现象
我们的研究始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理发师群体中男性占据绝对多数。虽然理发店中也不乏女性员工，但她们大多从事前台、收银或接待工作，真正从事剪发的女性却极为少见，尤其在一线城市的大型连锁机构中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原本被认为擅长精细操作、对审美有敏锐感知的女性，在这个职业领域中却逐渐缺席；相反，那些常被贴上“粗枝大叶”“不拘小节”标签的男性，却成了剪刀与造型工具的掌控者。为何这个高度依赖细致服务与情感投入的职业，竟由男性主导？
我们以武汉地区的M和D两家大型连锁理发店为主要观察点，并辅以安徽省宿州市的三家小型理发店作为补充调研地点
难以进入：入行前的教育分流。成为理发师需在前期投入大量资源——不仅包括美发学校的学费、住宿费与生活开销，还需自购假人头（假发头模）、剪刀、梳子等必备工具。许多家庭对无法升入普通高中的女性持保留态度，认为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是“浪费”时间与经济成本，更倾向于让她们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以补贴家用。传统性别观念加剧了这一趋势，导致女性在低层次职业教育中大量流失。同时，理发技艺高度依赖长期实践，而当前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使得学徒制仍为少数保留的形式之一。除了技术训练外，理发师所需的沟通技巧往往需在持久紧密的师徒互动中习得。然而，学徒制本身建立于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之上，女性在此体系中常被边缘化，面临明里暗里的排斥。例如，尽管师傅可通过言传身教有效培养徒弟技能与服务水平，但师徒间高度亲密及情感联结的关系模式，使得男性师傅收女徒弟易遭社会非议；加之师傅常深度介入徒弟生活，家长出于安全顾虑，也更难放心将女儿托付给男师傅
留不下来：入行后的性别淘汰。连锁理发店强调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与高效率的绩效管理，对员工的组织纪律性要求较高。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强度大，规范与训练也更为严格。女性因身体构造及生育特性，常被视为性别歧视的根源，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与发展路径。当被问及为何不见女理发师时，这些男理发师几乎一致回答：“女的吃不了这个苦”。他们普遍持有刻板印象：女性追求舒适、无法承受艰苦、缺乏技术钻研精神，并因生育可能造成职业稳定性下降，因而难以胜任理发工作。我们访谈的多数男性从业者均持类似观点，而这一偏见也构成了店长拒绝聘用女性的重要理由
技术价值与性别权力。即便在时尚与审美的领域，女性也并未真正占据优势。女理发师的技术能力常常被雇主和顾客轻视，而男理发师则普遍被赋予更专业、更具创意的时尚设计者形象。受访者谷风直言不讳地表示：店长不太愿意聘用女性理发师，理由是“女性没有时尚感”。部分女性顾客也倾向选择男性理发师来设计发型，认为他们服务更周到、技艺更精湛，且相信男性更能理解女性的美感需求。然而，关键在于，理发这项服务本身并无清晰可量化的质量标准，这使得主观判断极易被性别刻板印象所左右
结构性限制是女性退出理发师职业的重要因素，但这一解释尚不足以完整说明职业性别隔离的生成机制。（摘选者注：文章强调，除外部结构制约外，劳动者个体在主动与被动选择中的作用同样关键，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本研究发现，无论女性是因外界压力转行至美容美甲等行业，还是被迫退出原有工作环境、退居小城市或家庭理发店，在职业发展中始终处于被动境地；相较之下，男性则展现出更强的进取性。随着职业地位提升与收入增长，越来越多男性劳动力涌入该领域，他们通过贬低女性的技术能力来抬升自身地位，将原本被视为“不适合男性”的低技术体力劳动重新界定为“适合男性”的高技能专业工作。（详见李钧鹏、张志强：《“女退男进”：理发师的性别隔离》，《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2期，页134-146、227）
泉州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推荐学习点出炉 9个社区（小区）上榜
丰泽新村的厨余环保驿站，运行以来处理垃圾108吨。
垃圾分类既是民生“关键小事”，也是绿色发展大事。近日，泉州市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泉州市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推荐学习点，鲤城区金山社区、伍堡社区、龙岭社区，丰泽区丰泽社区、东凤社区等9个社区（小区）上榜。我市通过树立垃圾分类示范社区（小区）优秀标杆，以点带面，推动全市社区（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出经验、走前列，进一步提升社区人居环境。
丰泽社区 免费分发厨余垃圾桶 减少二次污染
3日16时许，丰泽社区丰泽新村的法制公园内热闹非凡，丰泽社区联合爱心企业开展公益活动，向300户居民免费发放新型厨余垃圾桶，推广厨余垃圾投放新形式。现场，居民有序排队登记，挨个领取厨余垃圾桶。
“去年年初，社区引进一台厨余垃圾处理机，从那时起，我每天都把厨余垃圾装在袋子里，拿到厨余环保驿站，处理机把厨余垃圾变成高效的有机肥，我已经领了好多次肥料了。”居民苏阿姨提着垃圾桶开心地说，“有了这个专用的厨余垃圾桶，就不需要使用垃圾袋了，减少了二次污染。”
丰泽社区党委副书记曲春虹介绍，这台处理机投入使用一年多来，参与的居民已从最初的50多户增加到目前的800户，运行以来社区共处理厨余垃圾约108吨，产生有机肥约20吨。接下来，他们将在厨余环保驿站旁设置物架和洗水池，上班的居民倒完厨余垃圾，可以将专用桶冲洗干净，放在置物架上，下班后再拿回家。
“厨余垃圾桶装有密封条，可以隔绝味道。”爱心企业负责人黄金星表示，使用厨余垃圾桶可以减少袋装垃圾破袋时产生的二次污染问题，这批垃圾桶底部预留了方槽，未来可以安装智能芯片，快速识别居民身份及投放的厨余垃圾重量。
为了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去年3月份，丰泽社区在丰泽新村启动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工作，将小区内原来的80多个垃圾桶分布点整合撤并。目前，社区有社会企业设置的17个环保投放点，结合4个智能回收点，不仅便于管理，还节省人力。
志愿者向鲤城实小学生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金山社区 设垃圾分类红黑榜 不定期转移监控探头
“收摊后记得把自己摊位的垃圾收好，放到垃圾投放点。”近日，海滨街道金山社区环保驿站的工作人员吴志群带着垃圾分类宣传册，来到了社区一角的流动摊贩集中点，将宣传册逐一分发给流动摊贩与周围群众，并向他们普及垃圾分类投放的注意事项。记者观察发现，社区此前的宣传已颇有成效，摊贩们大多自行携带垃圾桶，整齐地摆放在摊位旁边，社区内干净整洁、井然有序。
金山社区居委会主任赵春嫔告诉记者，金山社区是一个有着8000多人的老旧小区，2019年初，社区完成了并点撤桶工作，将100多个垃圾投放点位撤并为21个。社区10名保洁员分早、中、晚三个时段对投放点的垃圾进行清理。去年年底，社区设立了“垃圾分类红黑榜”制度，依据居民“垃圾分类”积分和参与垃圾分类活动情况，每季度评选3名优秀居民和1名优秀楼栋长，进行表彰和奖励；通过监控抓拍，将垃圾混放、落地等没做好垃圾分类的楼栋、居民实时张榜公示，在主干道LED显示屏滚动播放，督促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每天我都会查看监控视频，在高清摄像头的震慑下，一些居民不再乱扔垃圾，宿舍楼门口的环境好了许多。”吴志群介绍，目前社区内安装了3处摄像头，会不定期转移摄像头的位置，目前已经移动了三次。
此外，金山社区也十分重视提高辖区未成年人对垃圾分类的认识，良好习惯从小抓起。3日17时许，在金山社区未成年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志愿者现场教鲤城实验小学总校三年（8）班的几名同学制作垃圾分类花灯，并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如何分类进行讲解。据介绍，社区会不定期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垃圾分类科普活动。
丰泽社区联合爱心企业，向居民发放厨余垃圾桶。
全市 扩大试点范围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
丰泽社区、金山社区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上的创新模式，只是我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了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今年5月份，泉州市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了《泉州市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意见》，意见明确，今年的工作目标是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完善终端设施建设。意见还明确了生活垃圾的前端分类、投放模式、分类收集、收运体系、设施建设、资源化利用等环节的任务。
市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丰泽区、泉州开发区实现全覆盖，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鲤城区开元、鲤中、海滨、临江4个街道，其余各县（市、区）1个街道（镇）实现全覆盖；今年年底前，全市新增22个街道（镇）实现全覆盖。全市公共机构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各小区逐步推行楼道撤桶、撤桶并点、定时定点等举措，按平均每300户居民配1名督导员的标准配备督导员，因地制宜确定定时定点投放的分类投放点设置、投放时间安排及分类投放规范等，分类达标投放户数占总户数比例达50%以上。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物业服务企业的信用管理，形成约束机制。各县（市、区）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后，生活垃圾分类基本类别新增厨余垃圾，从“三分类”过渡到“四分类”。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逐步做到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开投放，努力提高可回收物的单独投放比例。
我市各县（市、区）在垃圾分类工作上的创新可谓不遗余力，例如鲤城区创新开展社区红领巾垃圾分类习惯养成，去年，该区将垃圾分类习惯养成系列活动列入区级为民办实事项目，在金山、伍堡、新门社区等三个社区开展120场垃圾分类习惯养成活动，完成2000个红领巾家庭的轮训，并通过视频公开课的形式带动更多学生家庭参与分类。
（记者 王丽虹 陈小阳 实习生 周梓馨 文/图）
一厝一主题一屋一美景 晋江这里的墙“绘”说话
“每天都有两位天真活泼的小孩陪着我，现在，我的生活不那么孤单了，挺好的。”一幅清新而又温馨的墙绘，让家住晋江市永和镇巴厝村的洪阿婆心中泛起一丝暖意。近日，巴厝村一组富有乡村人文气息的墙绘成为当地村民热议的话题，这些墙绘分布在村道两侧的古民居上，让两三百米的蜿蜒村道成了一条特色的“乡村文化观光道。”
画上墙绘 古厝外墙“活”了
洪阿婆说的这“两位小孩”，来自她家屋子外墙上的一幅墙绘，图上两位小女孩手里拿着玩具水枪嬉戏玩闹；图画左侧，两簇绿植从屋子外墙的顶部和地上钻了出来，沿着屋顶和地板向右延伸；地上还“趴”着一只小黄犬和一只小猫，在阳光沐浴下，一幅懒洋洋的姿态。
“你看，还有自来水、水槽，什么都有，很热闹！”洪阿婆指着墙绘上的人和物，开心地说道。
洪阿婆的子女常年在外工作，平日里，她独自守着这栋年逾半百的老厝，自己靠做些手工活来挣取一点生活费。屋内十分简陋，显得有些冷清。
“我们用小孩子嬉戏的形象，并赋予其一定的场景，为屋子带来生气，希望能给老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陪伴和温暖。地上加上两只小动物，也让画面显得更温馨、更祥和。”创作者杨飞燕介绍。
与洪阿婆家相邻的另一栋屋子，墙绘则是以农作为主题。这是一栋建筑年代更久的古厝，古厝外墙的石头已显沧桑，凹凸不平。
根据屋子的特征及其主人的生活情况，创作者在屋子侧门两侧各墙绘了一幅农作图，左侧为农妇挑担子，右侧则是一位放牛娃牵着一头大水牛，地上生动地画着一片草。一百多年来，对于住过这栋古厝的几代人来说，在田间放牛，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是曾经的一段美好回忆。
屋子的主人施阿婆还特意在两幅图画前分别围起了一小块地，撒了土，种着芥菜和香葱，令墙绘里的人和物更显生动。
人才反哺 乡村文化火了
“我们每一幅墙绘的创意，来自每一户屋子主人的生活，或者源自旁边的环境元素。”杨飞燕是巴厝村的墙绘艺术创作青年，是从村里走出的新一代人才，通过人才反哺政策，她回到家乡创作墙绘。她说，在进行墙绘创作前，都会先作一番走访，了解村里的环境，了解村民的生活。从小在巴厝长大的她对家乡文化可谓信手拈来。
“我们尽可能将人物及周边环境的背景和元素呈现出来，让每一幅图画都‘有思想’、都能‘讲故事’。”杨飞燕说。彩绘的主题大多以凸显乡土人情为主题，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屋子，有不同的绘画主题。靠近学校处，以童趣、家风文化为主；靠近宫庙处，则以民俗活动为主；靠近文体场所，则以运动为主题。各个图绘做到精准构思、精准绘制。此外，还有移风易俗、孝廉文化、农耕文化的主题墙绘。
这些文化墙绘的表现形式有别于其他墙绘，它直接以房子的墙体作为底色，这些没有粉刷的“纯天然底色”，反而给人一种清新、干净的感受。杨飞燕说，类似的表现形式在晋江比较少见，是一种创新的手法。
借力拓展 村居环境美了
记者走访看到，巴厝村这些乡村人文墙绘遍布于小学路口至山围塘，两三百米的蜿蜒村道，沿路有学校、古厝、乡村大舞台，还有正在建设中的小公园。
巴厝村党支部书记林文川介绍，制作文化墙绘是村里人居环境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让乡村更有人文情怀，更有乡土气息。自7月份启动绘制工作以来，现已完成6、7处。接下来，村里还将继续在更多的地方进行墙绘，并完善沿路的景观设施，打造一条“乡村文化观光道”。
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持续推进，巴厝的村居环卫整治、乡村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永和镇相关领导表示，为了让巴厝村的文化墙绘更具特色，镇公用事业办、宣传办也积极参与巴厝村的墙绘工作，并在其在创作过程中进行引导：一方面，让富于正能量的墙画覆盖原有的小广告，注意保洁墙绘周边的卫生；另一方面，也将当下的各项宣传主题生动巧妙地融入画作中，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扎根乡村，传递弘扬正能量，营造文明和谐的乡村文化。
（记者 张晓明 通讯员 张莉静 王诗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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