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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离异父母变更抚养权案件中,沉默妈妈提交的父母亲笔信里写着女儿愿意跟自己生活;开庭前,爸爸提交的婚姻孩一段视频里,女儿却说,纠纷希望继续跟爸爸生活。沉默两份证据截然相反,父母91糖心哪一个才是婚姻孩孩子的真实想法?

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张莹决定单独见见这个叫小雪的女孩。

刚见面时,纠纷小雪主动表示:“法官,沉默你不用问了,父母我选我爸。婚姻孩”女孩的纠纷回复让问题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但多年跟孩子们打交道的沉默经验告诉张莹,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父母在一次聊天中,婚姻孩小雪突然哭了,说自己还是想跟妈妈。于是,张莹和她约定了一个“心声暗号”,用来识别父母双方提交的证据中的真实意愿。最终张莹判决变更抚养权,小雪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十多年来,张莹审理了大量抚养权、探望权案件。她发现,在父母的婚姻纠纷里,孩子往往是最沉默的人。他们学会迎合、站队,也学会把真正的想法藏起来。

在办案手记里,她写道:“作为少年法庭的法官,我愿意俯下身子,用孩子的眼睛观察父母,用母亲的心去倾听孩子的心声。也希望每一位身处抚养纷争的父母都能放下执念与恩怨,听一听孩子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张莹法官与未成年人沟通交流。 受访者供图

听懂孩子

很多人以为,变更抚养权案件中,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表达权,就是问一句:“你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生活?”

可这些年办案,我越来越发现,很多身处父母婚姻纠纷里的孩子,明明心里有答案,却不敢说真话。

小雪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为了判断亲笔信和自拍视频哪个是她真实想法,我跟她约在区妇联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基地见面。

她说完自己选爸爸后,又解释给妈妈的信只是当时跟爸爸吵架,一时冲动写下来的,现在已经与爸爸和好了。

但我觉得哪里不对。

我注意到,她书包上挂着一个动漫徽章,就顺着这个话题聊了起来。从动漫聊到学校,再聊到同学,她一点一点放松下来。聊着聊着,她突然哭了。她告诉我,那段视频是爸爸要求她录的。她一直想回到妈妈身边,可爸爸一次次给她做思想工作。

她低着头说:“我爸说,九1看片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就算我翅膀硬了,也别想飞出他的手掌心。他还说,就算法院判给妈妈,他也会上诉。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跟您说了实话,以后就不会让我再见其他法官。”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做选择,而是说出选择。

后来,我详细记录了她这些年来与父母相处的经历,也和她约定了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心声暗号”。

如果以后爸爸再提交她表达意愿的新证据,只要出现约定好的动作或词语,就说明那并不是她真正的意思。

最终,我判决变更抚养权。后来,爸爸果然上诉。二审法官通过“心声暗号”,识别出孩子真实的想法,维持原判。

几个月后,女孩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谢谢我给了她说真话的勇气,她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可她也告诉我,爸爸因为她的选择很受伤,提出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她希望我帮她转告爸爸一句话:“我选择妈妈,不代表我不要爸爸。”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办案手记。我希望更多父母能够意识到,对孩子来说,选择跟谁生活,从来不意味着放弃另一方。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像“夹心饼干”。比如离婚后,她跟着爸爸生活,却依然依恋妈妈。在妈妈身边时,会抱着妈妈撒娇;可爸爸一个电话打来,她立刻改口直呼妈妈的名字。因为她知道,在爸爸面前,自己必须表现出讨厌妈妈的样子;可到了妈妈身边,又拼命证明自己没有变心。他们不是善变,而是不得不在父母面前,扮演着他们各自喜欢的自己。

还有一些孩子,已经把父母之间的矛盾,当成自己的记忆。他们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爸爸从来不刷碗”“爸爸上厕所总是不把马桶圈提起来”“爸爸一点都不体贴妈妈”。可仔细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八九岁孩子对爸爸的评价,而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抱怨,被孩子记了下来。9.1看片孩子像一块海绵,不停吸收着成年人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分辨哪些属于自己,哪些属于父母。

所以,在少年法庭,我们真正寻找的,从来不是孩子说了什么,而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会表达,而是不敢表达。而法官要做的,不是替孩子作出选择,而是帮助他们放下戒备,让真实的声音,有机会被听见。

他们争的是输赢,伤害的却是孩子

抚养权纠纷案件中,没有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家长们总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可真正能从孩子的角度想问题的人,没有必要出现在法庭上。

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把自己包装成“满分家长”;也有人嘴上说着为了孩子,真正放不下的却是上一段婚姻中的恩怨,还有人争夺抚养权,只是为了减少自己应付的抚养费。

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打篮球式”,双方都来“抢孩子”。

每个人坐到法庭上,都努力证明自己更适合抚养孩子。有人拿出学历证书,说自己是硕士、博士;有人强调收入和职业,打印一沓银行流水,显示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人展示房产以及配套的学区、教育资源,还有人把孩子的奖状、旅游照片、考级证书、成长视频一股脑儿搬到法庭上。

可光证明自己“适合”还不够,他们还要努力证明对方“不适合”。“孩子跟着对方后越来越胖”“成绩下降了”“社交能力变差了”,全都是因为对方不会带孩子。他们否定的看似是前夫、前妻,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种案件,争的不是抚养权而是控制权。这种情况,在探望权案件里尤其常见。

比如曾有一个案件,小贝妈妈起诉要求探望孩子。她哭诉小贝自出生后一直由她照顾,离婚时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才忍痛将抚养权让给收入更高的前夫。可离婚后前夫却拒绝她探望。

庭审时,前夫很笃定地说:“孩子根本不想见她,不信您自己问。”我委托司法社工开展社会观护,上门了解孩子的情况。

社工后来告诉我,小贝趁爸爸上厕所时偷偷说:“我特别特别想妈妈,大片91希望法院帮帮我。”但她不敢当着爸爸的面提起妈妈,因为“一提爸爸就生气”。

那次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调解。我拿出绘本《我的爸爸叫焦尼》,告诉这位父亲,探望不仅是妈妈的权利,更是孩子的情感需要。

后来我又跟他打了十几次电话。他惩罚的看似是前妻,可真正受伤的却是他自诩“苦心守护”的那个孩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争孩子,尤其是一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对方承担抚养责任。可深入工作后,又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

有人并不是不想养,而是把抚养权当成另一场谈判里的筹码,希望借此争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确实不愿承担“一场意外”背后隐藏的沉甸甸的抚养义务,希望把责任彻底推给另一方。

法律能判抚养权,却判不了爱和尊重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综合审判发展,开始审理变更抚养权、探望权、抚养费等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从刑事法官转型。刚开始办理民事案件时,我有些不适应。刑事案件讲究的是证据确实、充分,构成什么罪、判几年,都有相对明确的法律标准。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

随着办案经验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抚养权案件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够单方面决定结果。孩子意愿、成长经历、抚养意愿、教育理念、经济能力……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裁判天平的倾向。

有些案件,我们还会引入“社会观护”机制,由司法社工对双方家庭进行走访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裁判的参考。这也是少年法庭这些年一直的探索。尽管社会观护报告还不能作为民事案件里的证据,但它往往能够帮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场时,孩子真正的样子。

比如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而进行毫无底线的溺爱,孩子说愿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为爸爸不给他报辅导班,可以打游戏、不用写作业。看片入口我们当然尊重孩子的表达,但不会机械地按照孩子一句话作出判决。

法官真正要判断的,是哪一种选择,更符合这个孩子当下和未来的利益。

可办案越久,我越有种无力感。法律可以判决抚养权归谁、探望权如何实现、抚养费如何承担,却无法强行注入“以子女利益为先”的思维模式。

有些父母还是会继续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还是会把自己的怨恨倾倒给孩子,还是会要求孩子站队,还是会让孩子在两个家庭之间小心翼翼地生活。

这些,不是一份判决书能够改变的。

我常跟当事人打一个比方:你们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绳子会断,孩子也会。长期的“拉扯”,会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围。

可能是他(她)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越来越不相信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她)成为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时,依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因为他童年学到的,是对立、控制和站队。这就是创伤的代际传递。

所以,每次询问孩子的时候,我都会先告诉他:“爸爸妈妈都爱你,只是他们现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听听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里,孩子不用替任何一个成年人承担情绪,也不用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愧疚。

在我看来,离婚诉讼中,要做好课题分离,把孩子和其他事项分开。孩子需要的是在父母分开后,依然能够拥有完整的父母之爱。

孩子眼里,真实的爱从来不需要满分,只需要尊重。孩子愿意跟任何一方生活,不代表抛弃了另一方。父母双方都不应该用“为你好”捆住孩子的选择,也不应该用“你选谁”测试孩子的忠诚。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也有自己的感受、判断和渴望。

如果父母的爱只能以“服从”来兑换,那是否代表孩子没有被真正爱过?(文中小雪、小贝均为化名)

张莹讲述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整理

在一起离异父母变更抚养权案件中,妈妈提交的亲笔信里写着女儿愿意跟自己生活;开庭前,爸爸提交的一段视频里,女儿却说,希望继续跟爸爸生活。两份证据截然相反,哪一个才是孩子的真实想法?

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张莹决定单独见见这个叫小雪的女孩。

刚见面时,小雪主动表示:“法官,你不用问了,我选我爸。”女孩的回复让问题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但多年跟孩子们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张莹,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在一次聊天中,小雪突然哭了,说自己还是想跟妈妈。于是,张莹和她约定了一个“心声暗号”,用来识别父母双方提交的证据中的真实意愿。最终张莹判决变更抚养权,小雪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十多年来,张莹审理了大量抚养权、探望权案件。她发现,在父母的婚姻纠纷里,孩子往往是最沉默的人。他们学会迎合、站队,也学会把真正的想法藏起来。

在办案手记里,她写道:“作为少年法庭的法官,我愿意俯下身子,用孩子的眼睛观察父母,用母亲的心去倾听孩子的心声。也希望每一位身处抚养纷争的父母都能放下执念与恩怨,听一听孩子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张莹法官与未成年人沟通交流。 受访者供图

听懂孩子

很多人以为,变更抚养权案件中,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表达权,就是问一句:“你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生活?”

可这些年办案,我越来越发现,很多身处父母婚姻纠纷里的孩子,明明心里有答案,却不敢说真话。

小雪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为了判断亲笔信和自拍视频哪个是她真实想法,我跟她约在区妇联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基地见面。

她说完自己选爸爸后,又解释给妈妈的信只是当时跟爸爸吵架,一时冲动写下来的,现在已经与爸爸和好了。

但我觉得哪里不对。

我注意到,她书包上挂着一个动漫徽章,就顺着这个话题聊了起来。从动漫聊到学校,再聊到同学,她一点一点放松下来。聊着聊着,她突然哭了。她告诉我,那段视频是爸爸要求她录的。她一直想回到妈妈身边,可爸爸一次次给她做思想工作。

她低着头说:“我爸说,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就算我翅膀硬了,也别想飞出他的手掌心。他还说,就算法院判给妈妈,他也会上诉。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跟您说了实话,以后就不会让我再见其他法官。”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做选择,而是说出选择。

后来,我详细记录了她这些年来与父母相处的经历,也和她约定了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心声暗号”。

如果以后爸爸再提交她表达意愿的新证据,只要出现约定好的动作或词语,就说明那并不是她真正的意思。

最终,我判决变更抚养权。后来,爸爸果然上诉。二审法官通过“心声暗号”,识别出孩子真实的想法,维持原判。

几个月后,女孩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谢谢我给了她说真话的勇气,她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可她也告诉我,爸爸因为她的选择很受伤,提出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她希望我帮她转告爸爸一句话:“我选择妈妈,不代表我不要爸爸。”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办案手记。我希望更多父母能够意识到,对孩子来说,选择跟谁生活,从来不意味着放弃另一方。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像“夹心饼干”。比如离婚后,她跟着爸爸生活,却依然依恋妈妈。在妈妈身边时,会抱着妈妈撒娇;可爸爸一个电话打来,她立刻改口直呼妈妈的名字。因为她知道,在爸爸面前,自己必须表现出讨厌妈妈的样子;可到了妈妈身边,又拼命证明自己没有变心。他们不是善变,而是不得不在父母面前,扮演着他们各自喜欢的自己。

还有一些孩子,已经把父母之间的矛盾,当成自己的记忆。他们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爸爸从来不刷碗”“爸爸上厕所总是不把马桶圈提起来”“爸爸一点都不体贴妈妈”。可仔细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八九岁孩子对爸爸的评价,而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抱怨,被孩子记了下来。孩子像一块海绵,不停吸收着成年人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分辨哪些属于自己,哪些属于父母。

所以,在少年法庭,我们真正寻找的,从来不是孩子说了什么,而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会表达,而是不敢表达。而法官要做的,不是替孩子作出选择,而是帮助他们放下戒备,让真实的声音,有机会被听见。

他们争的是输赢,伤害的却是孩子

抚养权纠纷案件中,没有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家长们总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可真正能从孩子的角度想问题的人,没有必要出现在法庭上。

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把自己包装成“满分家长”;也有人嘴上说着为了孩子,真正放不下的却是上一段婚姻中的恩怨,还有人争夺抚养权,只是为了减少自己应付的抚养费。

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打篮球式”,双方都来“抢孩子”。

每个人坐到法庭上,都努力证明自己更适合抚养孩子。有人拿出学历证书,说自己是硕士、博士;有人强调收入和职业,打印一沓银行流水,显示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人展示房产以及配套的学区、教育资源,还有人把孩子的奖状、旅游照片、考级证书、成长视频一股脑儿搬到法庭上。

可光证明自己“适合”还不够,他们还要努力证明对方“不适合”。“孩子跟着对方后越来越胖”“成绩下降了”“社交能力变差了”,全都是因为对方不会带孩子。他们否定的看似是前夫、前妻,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种案件,争的不是抚养权而是控制权。这种情况,在探望权案件里尤其常见。

比如曾有一个案件,小贝妈妈起诉要求探望孩子。她哭诉小贝自出生后一直由她照顾,离婚时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才忍痛将抚养权让给收入更高的前夫。可离婚后前夫却拒绝她探望。

庭审时,前夫很笃定地说:“孩子根本不想见她,不信您自己问。”我委托司法社工开展社会观护,上门了解孩子的情况。

社工后来告诉我,小贝趁爸爸上厕所时偷偷说:“我特别特别想妈妈,希望法院帮帮我。”但她不敢当着爸爸的面提起妈妈,因为“一提爸爸就生气”。

那次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调解。我拿出绘本《我的爸爸叫焦尼》,告诉这位父亲,探望不仅是妈妈的权利,更是孩子的情感需要。

后来我又跟他打了十几次电话。他惩罚的看似是前妻,可真正受伤的却是他自诩“苦心守护”的那个孩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争孩子,尤其是一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对方承担抚养责任。可深入工作后,又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

有人并不是不想养,而是把抚养权当成另一场谈判里的筹码,希望借此争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确实不愿承担“一场意外”背后隐藏的沉甸甸的抚养义务,希望把责任彻底推给另一方。

法律能判抚养权,却判不了爱和尊重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综合审判发展,开始审理变更抚养权、探望权、抚养费等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从刑事法官转型。刚开始办理民事案件时,我有些不适应。刑事案件讲究的是证据确实、充分,构成什么罪、判几年,都有相对明确的法律标准。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

随着办案经验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抚养权案件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够单方面决定结果。孩子意愿、成长经历、抚养意愿、教育理念、经济能力……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裁判天平的倾向。

有些案件,我们还会引入“社会观护”机制,由司法社工对双方家庭进行走访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裁判的参考。这也是少年法庭这些年一直的探索。尽管社会观护报告还不能作为民事案件里的证据,但它往往能够帮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场时,孩子真正的样子。

比如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而进行毫无底线的溺爱,孩子说愿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为爸爸不给他报辅导班,可以打游戏、不用写作业。我们当然尊重孩子的表达,但不会机械地按照孩子一句话作出判决。

法官真正要判断的,是哪一种选择,更符合这个孩子当下和未来的利益。

可办案越久,我越有种无力感。法律可以判决抚养权归谁、探望权如何实现、抚养费如何承担,却无法强行注入“以子女利益为先”的思维模式。

有些父母还是会继续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还是会把自己的怨恨倾倒给孩子,还是会要求孩子站队,还是会让孩子在两个家庭之间小心翼翼地生活。

这些,不是一份判决书能够改变的。

我常跟当事人打一个比方:你们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绳子会断,孩子也会。长期的“拉扯”,会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围。

可能是他(她)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越来越不相信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她)成为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时,依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因为他童年学到的,是对立、控制和站队。这就是创伤的代际传递。

所以,每次询问孩子的时候,我都会先告诉他:“爸爸妈妈都爱你,只是他们现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听听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里,孩子不用替任何一个成年人承担情绪,也不用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愧疚。

在我看来,离婚诉讼中,要做好课题分离,把孩子和其他事项分开。孩子需要的是在父母分开后,依然能够拥有完整的父母之爱。

孩子眼里,真实的爱从来不需要满分,只需要尊重。孩子愿意跟任何一方生活,不代表抛弃了另一方。父母双方都不应该用“为你好”捆住孩子的选择,也不应该用“你选谁”测试孩子的忠诚。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也有自己的感受、判断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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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莹讲述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整理

卖掉房子却不支付给前妻18万元补偿款 男子涉嫌拒执犯罪被抓

原标题: 卖掉房子却不支付给前妻18万元补偿款 男子涉嫌拒执犯罪被抓

卖掉房子却不支付给前妻18万元补偿款 男子涉嫌拒执犯罪被抓

杨女士领回18万元补偿款

离婚后卖掉房子,应该给予前妻的18万元补偿款却分文未给,对于法官的电话,男子竟直接挂断。为此,郑某坚因涉嫌拒执罪被抓,随后,他的亲属赶紧筹钱“救人”。

案情 车子房子归男方 女方得18万元补偿款

2017年,郑某坚和杨女士6年的婚姻画上了句号——法院准许双方离婚。

据丰泽法院查明,双方于2011登记结婚,2015年,儿子出生。孩子一岁多的时候,杨女士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第一次判决不准许离婚。2017年,变成郑某坚起诉离婚,杨女士也同意离婚,去年8月份,法院一审判决准许双方离婚。同时法院判决,孩子由杨女士抚养,郑某坚必须每个月支付1500元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此外,房子及车子均归郑某坚所有,但他必须向杨女士支付折价补偿款18万余元。据悉,该房子位于泉州市区。

转折 男子卖房不履约 涉嫌拒执犯罪被抓

判决生效后,郑某坚并未履约,他没有将18万余元付给前妻,前妻找他要也无果。无奈之下,杨女士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多次跟他联系,要求其申报财产,履行法院判决的义务。”丰泽法院执行庭法官介绍,但郑某坚仍我行我素。今年1月,郑某坚将房子卖了一大笔钱,但他仍未拿钱出来支付前妻的折价款。法官发现这一情况后,再次要求其将钱拿出来履行,但他称事情跟他无关,并挂断电话。

“这是在恶意转移财产,属于恶意逃避执行的行为,已经涉嫌拒执犯罪。”法官介绍,发现这一情况后,法院将案件移送丰泽公安分局侦查。近日,郑某坚落入法网。

进展 亲人筹钱缴交 前妻心软谅解

郑某坚被警方抓捕后,其家人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的弟弟和妹妹立即筹集了18万余元交给法院,替他缴交执行款。

近日,法院通知杨女士将这笔现金领了回去。看到郑某坚被抓,杨女士也心软了,出具一份谅解书给警方,希望不要追究郑某坚的刑事责任。目前,郑某坚涉嫌犯罪一事,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法院介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够履行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法院判决生效后,必须不折不扣的履行,恶意逃避履行,有可能触犯拒执犯罪,得不偿失。”法官表示。

(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 王东飘 文/图)

泉州:商品房预售时 购房款须直接存入监管账户

为保障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维护商品房交易双方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市住建局近日出台《泉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规定》,对全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开设和预售资金缴存、使用、监管等作出明确要求。

□记者 谢曦

银行或分支机构可申请加入监管银行名单

泉州市范围内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的项目,其预售资金的收存、支取、使用及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规定》明确,市住建局负责指导全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负责中心市区(鲤城区、丰泽区、泉州开发区,下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具体实施。各县(市)、洛江区、泉港区、泉州台商投资区住建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商业银行配合住建主管部门和被授权委托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住建主管部门)共同做好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

我市将建立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单,凡在我市辖区设立银行或分支机构,符合相关要求的,可向住建主管部门申请,加入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单。

对于监管账户的开设,《规定》要求,以独立商品房项目为单位申请设立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开发企业应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后、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从监管银行名单中选择商业银行作为监管账户开户银行(以下简称监管银行),开设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监管账户不得开通任何形式的非柜台渠道自助业务,已开通自动代缴代扣应予取消。

预售项目因开发规模、按揭额度等原因,经住建主管部门同意(有开发贷款的预售项目,还需经发放开发贷款的监管银行同意),可从监管银行名单中选择商业银行增设或变更监管账户,并进行公示。

预售时开发企业应提供监管账户给购房人

商品房预售时,开发企业应当提供所开设的监管账户给购房人。商品房预售资金(购房人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购房款,包括定金、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应当直接存入监管账户。分期付款方式的首付款不低于合同总价的30%,后续款项要合理安排入账时间。

《规定》要求,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贷款,包括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在建工程抵押贷款等,应当用于所设置抵押的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并全部进入该项目的监管账户。监管银行应严格履行资金监管协议,指定专人定期核查,发现商品房预售资金、开发贷款等未按时、足额存入监管账户的,应及时告知住建主管部门。

监管方面,对存入监管账户的商品房预售款、开发贷款等资金全部进行监管,重点监管保障工程建设的资金。预售项目留足重点监管资金后,在项目无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下,开发企业可以申请提取一般监管资金拨付至其基本户。

此外,开发企业应当根据项目建设方案(含单体工程、道路绿化、配套设施等)及施工进度编制预售项目用款计划,用款计划应按照节点申请支取。

预售项目竣工通过验收备案(预售申报价格包含装修的,装修工程也应通过竣工验收)并办理项目不动产首次登记后,开发企业可向住建主管部门申请解除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监管账户对应多个预售项目的,应在其对应的所有预售项目均符合条件后才能解除监管。

监管银行违规将被移出名单

开发企业有下列行为的,由住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对存在违规行为的项目暂停拨付商品房预售资金,暂停该企业在辖区范围内所有开发项目的预售许可、现售备案:1.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工程停工的;2.预售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3.预售项目未按期交付使用的;4.违反规定直接收取商品房预售资金的;5.未按要求及时将预售款、开发贷款等资金存入监管账户的;6.未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资金的;7.提供虚假资料套取商品房预售资金的;8.代收代缴资金未及时缴交的;9.其他违反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行为。

监管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住建主管部门发函要求其限期整改,通报人民银行、银保监分局处理,直至移出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单,取消承接新的监管业务:1.未按要求及时将预售款、开发贷款等资金存入监管账户的;2.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违规收存预售资金行为,未及时通报市住建局的;3.未经市住建局同意擅自拨付商品房预售资金的;4.未按预售资金监管系统数据接口规范传输数据的;5.其他违反预售资金监管规定的行为。

移出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单的,两年内不得再加入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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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离异父母变更抚养权案件中,沉默妈妈提交的父母亲笔信里写着女儿愿意跟自己生活;开庭前,爸爸提交的婚姻孩一段视频里,女儿却说,纠纷希望继续跟爸爸生活。沉默两份证据截然相反,父母91糖心哪一个才是婚姻孩孩子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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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张莹审理了大量抚养权、探望权案件。她发现,在父母的婚姻纠纷里,孩子往往是最沉默的人。他们学会迎合、站队,也学会把真正的想法藏起来。

在办案手记里,她写道:“作为少年法庭的法官,我愿意俯下身子,用孩子的眼睛观察父母,用母亲的心去倾听孩子的心声。也希望每一位身处抚养纷争的父母都能放下执念与恩怨,听一听孩子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张莹法官与未成年人沟通交流。 受访者供图

听懂孩子

很多人以为,变更抚养权案件中,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表达权,就是问一句:“你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生活?”

可这些年办案,我越来越发现,很多身处父母婚姻纠纷里的孩子,明明心里有答案,却不敢说真话。

小雪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为了判断亲笔信和自拍视频哪个是她真实想法,我跟她约在区妇联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基地见面。

她说完自己选爸爸后,又解释给妈妈的信只是当时跟爸爸吵架,一时冲动写下来的,现在已经与爸爸和好了。

但我觉得哪里不对。

我注意到,她书包上挂着一个动漫徽章,就顺着这个话题聊了起来。从动漫聊到学校,再聊到同学,她一点一点放松下来。聊着聊着,她突然哭了。她告诉我,那段视频是爸爸要求她录的。她一直想回到妈妈身边,可爸爸一次次给她做思想工作。

她低着头说:“我爸说,九1看片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就算我翅膀硬了,也别想飞出他的手掌心。他还说,就算法院判给妈妈,他也会上诉。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跟您说了实话,以后就不会让我再见其他法官。”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做选择,而是说出选择。

后来,我详细记录了她这些年来与父母相处的经历,也和她约定了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心声暗号”。

如果以后爸爸再提交她表达意愿的新证据,只要出现约定好的动作或词语,就说明那并不是她真正的意思。

最终,我判决变更抚养权。后来,爸爸果然上诉。二审法官通过“心声暗号”,识别出孩子真实的想法,维持原判。

几个月后,女孩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谢谢我给了她说真话的勇气,她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可她也告诉我,爸爸因为她的选择很受伤,提出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她希望我帮她转告爸爸一句话:“我选择妈妈,不代表我不要爸爸。”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办案手记。我希望更多父母能够意识到,对孩子来说,选择跟谁生活,从来不意味着放弃另一方。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像“夹心饼干”。比如离婚后,她跟着爸爸生活,却依然依恋妈妈。在妈妈身边时,会抱着妈妈撒娇;可爸爸一个电话打来,她立刻改口直呼妈妈的名字。因为她知道,在爸爸面前,自己必须表现出讨厌妈妈的样子;可到了妈妈身边,又拼命证明自己没有变心。他们不是善变,而是不得不在父母面前,扮演着他们各自喜欢的自己。

还有一些孩子,已经把父母之间的矛盾,当成自己的记忆。他们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爸爸从来不刷碗”“爸爸上厕所总是不把马桶圈提起来”“爸爸一点都不体贴妈妈”。可仔细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八九岁孩子对爸爸的评价,而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抱怨,被孩子记了下来。9.1看片孩子像一块海绵,不停吸收着成年人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分辨哪些属于自己,哪些属于父母。

所以,在少年法庭,我们真正寻找的,从来不是孩子说了什么,而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会表达,而是不敢表达。而法官要做的,不是替孩子作出选择,而是帮助他们放下戒备,让真实的声音,有机会被听见。

他们争的是输赢,伤害的却是孩子

抚养权纠纷案件中,没有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家长们总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可真正能从孩子的角度想问题的人,没有必要出现在法庭上。

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把自己包装成“满分家长”;也有人嘴上说着为了孩子,真正放不下的却是上一段婚姻中的恩怨,还有人争夺抚养权,只是为了减少自己应付的抚养费。

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打篮球式”,双方都来“抢孩子”。

每个人坐到法庭上,都努力证明自己更适合抚养孩子。有人拿出学历证书,说自己是硕士、博士;有人强调收入和职业,打印一沓银行流水,显示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人展示房产以及配套的学区、教育资源,还有人把孩子的奖状、旅游照片、考级证书、成长视频一股脑儿搬到法庭上。

可光证明自己“适合”还不够,他们还要努力证明对方“不适合”。“孩子跟着对方后越来越胖”“成绩下降了”“社交能力变差了”,全都是因为对方不会带孩子。他们否定的看似是前夫、前妻,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种案件,争的不是抚养权而是控制权。这种情况,在探望权案件里尤其常见。

比如曾有一个案件,小贝妈妈起诉要求探望孩子。她哭诉小贝自出生后一直由她照顾,离婚时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才忍痛将抚养权让给收入更高的前夫。可离婚后前夫却拒绝她探望。

庭审时,前夫很笃定地说:“孩子根本不想见她,不信您自己问。”我委托司法社工开展社会观护,上门了解孩子的情况。

社工后来告诉我,小贝趁爸爸上厕所时偷偷说:“我特别特别想妈妈,大片91希望法院帮帮我。”但她不敢当着爸爸的面提起妈妈,因为“一提爸爸就生气”。

那次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调解。我拿出绘本《我的爸爸叫焦尼》,告诉这位父亲,探望不仅是妈妈的权利,更是孩子的情感需要。

后来我又跟他打了十几次电话。他惩罚的看似是前妻,可真正受伤的却是他自诩“苦心守护”的那个孩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争孩子,尤其是一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对方承担抚养责任。可深入工作后,又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

有人并不是不想养,而是把抚养权当成另一场谈判里的筹码,希望借此争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确实不愿承担“一场意外”背后隐藏的沉甸甸的抚养义务,希望把责任彻底推给另一方。

法律能判抚养权,却判不了爱和尊重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综合审判发展,开始审理变更抚养权、探望权、抚养费等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从刑事法官转型。刚开始办理民事案件时,我有些不适应。刑事案件讲究的是证据确实、充分,构成什么罪、判几年,都有相对明确的法律标准。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

随着办案经验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抚养权案件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够单方面决定结果。孩子意愿、成长经历、抚养意愿、教育理念、经济能力……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裁判天平的倾向。

有些案件,我们还会引入“社会观护”机制,由司法社工对双方家庭进行走访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裁判的参考。这也是少年法庭这些年一直的探索。尽管社会观护报告还不能作为民事案件里的证据,但它往往能够帮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场时,孩子真正的样子。

比如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而进行毫无底线的溺爱,孩子说愿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为爸爸不给他报辅导班,可以打游戏、不用写作业。看片入口我们当然尊重孩子的表达,但不会机械地按照孩子一句话作出判决。

法官真正要判断的,是哪一种选择,更符合这个孩子当下和未来的利益。

可办案越久,我越有种无力感。法律可以判决抚养权归谁、探望权如何实现、抚养费如何承担,却无法强行注入“以子女利益为先”的思维模式。

有些父母还是会继续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还是会把自己的怨恨倾倒给孩子,还是会要求孩子站队,还是会让孩子在两个家庭之间小心翼翼地生活。

这些,不是一份判决书能够改变的。

我常跟当事人打一个比方:你们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绳子会断,孩子也会。长期的“拉扯”,会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围。

可能是他(她)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越来越不相信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她)成为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时,依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因为他童年学到的,是对立、控制和站队。这就是创伤的代际传递。

所以,每次询问孩子的时候,我都会先告诉他:“爸爸妈妈都爱你,只是他们现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听听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里,孩子不用替任何一个成年人承担情绪,也不用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愧疚。

在我看来,离婚诉讼中,要做好课题分离,把孩子和其他事项分开。孩子需要的是在父母分开后,依然能够拥有完整的父母之爱。

孩子眼里,真实的爱从来不需要满分,只需要尊重。孩子愿意跟任何一方生活,不代表抛弃了另一方。父母双方都不应该用“为你好”捆住孩子的选择,也不应该用“你选谁”测试孩子的忠诚。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也有自己的感受、判断和渴望。

如果父母的爱只能以“服从”来兑换,那是否代表孩子没有被真正爱过?(文中小雪、小贝均为化名)

张莹讲述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整理

在一起离异父母变更抚养权案件中,妈妈提交的亲笔信里写着女儿愿意跟自己生活;开庭前,爸爸提交的一段视频里,女儿却说,希望继续跟爸爸生活。两份证据截然相反,哪一个才是孩子的真实想法?

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张莹决定单独见见这个叫小雪的女孩。

刚见面时,小雪主动表示:“法官,你不用问了,我选我爸。”女孩的回复让问题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但多年跟孩子们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张莹,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在一次聊天中,小雪突然哭了,说自己还是想跟妈妈。于是,张莹和她约定了一个“心声暗号”,用来识别父母双方提交的证据中的真实意愿。最终张莹判决变更抚养权,小雪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十多年来,张莹审理了大量抚养权、探望权案件。她发现,在父母的婚姻纠纷里,孩子往往是最沉默的人。他们学会迎合、站队,也学会把真正的想法藏起来。

在办案手记里,她写道:“作为少年法庭的法官,我愿意俯下身子,用孩子的眼睛观察父母,用母亲的心去倾听孩子的心声。也希望每一位身处抚养纷争的父母都能放下执念与恩怨,听一听孩子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张莹法官与未成年人沟通交流。 受访者供图

听懂孩子

很多人以为,变更抚养权案件中,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表达权,就是问一句:“你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生活?”

可这些年办案,我越来越发现,很多身处父母婚姻纠纷里的孩子,明明心里有答案,却不敢说真话。

小雪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为了判断亲笔信和自拍视频哪个是她真实想法,我跟她约在区妇联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基地见面。

她说完自己选爸爸后,又解释给妈妈的信只是当时跟爸爸吵架,一时冲动写下来的,现在已经与爸爸和好了。

但我觉得哪里不对。

我注意到,她书包上挂着一个动漫徽章,就顺着这个话题聊了起来。从动漫聊到学校,再聊到同学,她一点一点放松下来。聊着聊着,她突然哭了。她告诉我,那段视频是爸爸要求她录的。她一直想回到妈妈身边,可爸爸一次次给她做思想工作。

她低着头说:“我爸说,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就算我翅膀硬了,也别想飞出他的手掌心。他还说,就算法院判给妈妈,他也会上诉。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跟您说了实话,以后就不会让我再见其他法官。”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做选择,而是说出选择。

后来,我详细记录了她这些年来与父母相处的经历,也和她约定了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心声暗号”。

如果以后爸爸再提交她表达意愿的新证据,只要出现约定好的动作或词语,就说明那并不是她真正的意思。

最终,我判决变更抚养权。后来,爸爸果然上诉。二审法官通过“心声暗号”,识别出孩子真实的想法,维持原判。

几个月后,女孩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谢谢我给了她说真话的勇气,她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可她也告诉我,爸爸因为她的选择很受伤,提出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她希望我帮她转告爸爸一句话:“我选择妈妈,不代表我不要爸爸。”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办案手记。我希望更多父母能够意识到,对孩子来说,选择跟谁生活,从来不意味着放弃另一方。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像“夹心饼干”。比如离婚后,她跟着爸爸生活,却依然依恋妈妈。在妈妈身边时,会抱着妈妈撒娇;可爸爸一个电话打来,她立刻改口直呼妈妈的名字。因为她知道,在爸爸面前,自己必须表现出讨厌妈妈的样子;可到了妈妈身边,又拼命证明自己没有变心。他们不是善变,而是不得不在父母面前,扮演着他们各自喜欢的自己。

还有一些孩子,已经把父母之间的矛盾,当成自己的记忆。他们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爸爸从来不刷碗”“爸爸上厕所总是不把马桶圈提起来”“爸爸一点都不体贴妈妈”。可仔细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八九岁孩子对爸爸的评价,而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抱怨,被孩子记了下来。孩子像一块海绵,不停吸收着成年人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分辨哪些属于自己,哪些属于父母。

所以,在少年法庭,我们真正寻找的,从来不是孩子说了什么,而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会表达,而是不敢表达。而法官要做的,不是替孩子作出选择,而是帮助他们放下戒备,让真实的声音,有机会被听见。

他们争的是输赢,伤害的却是孩子

抚养权纠纷案件中,没有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家长们总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可真正能从孩子的角度想问题的人,没有必要出现在法庭上。

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把自己包装成“满分家长”;也有人嘴上说着为了孩子,真正放不下的却是上一段婚姻中的恩怨,还有人争夺抚养权,只是为了减少自己应付的抚养费。

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打篮球式”,双方都来“抢孩子”。

每个人坐到法庭上,都努力证明自己更适合抚养孩子。有人拿出学历证书,说自己是硕士、博士;有人强调收入和职业,打印一沓银行流水,显示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人展示房产以及配套的学区、教育资源,还有人把孩子的奖状、旅游照片、考级证书、成长视频一股脑儿搬到法庭上。

可光证明自己“适合”还不够,他们还要努力证明对方“不适合”。“孩子跟着对方后越来越胖”“成绩下降了”“社交能力变差了”,全都是因为对方不会带孩子。他们否定的看似是前夫、前妻,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种案件,争的不是抚养权而是控制权。这种情况,在探望权案件里尤其常见。

比如曾有一个案件,小贝妈妈起诉要求探望孩子。她哭诉小贝自出生后一直由她照顾,离婚时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才忍痛将抚养权让给收入更高的前夫。可离婚后前夫却拒绝她探望。

庭审时,前夫很笃定地说:“孩子根本不想见她,不信您自己问。”我委托司法社工开展社会观护,上门了解孩子的情况。

社工后来告诉我,小贝趁爸爸上厕所时偷偷说:“我特别特别想妈妈,希望法院帮帮我。”但她不敢当着爸爸的面提起妈妈,因为“一提爸爸就生气”。

那次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调解。我拿出绘本《我的爸爸叫焦尼》,告诉这位父亲,探望不仅是妈妈的权利,更是孩子的情感需要。

后来我又跟他打了十几次电话。他惩罚的看似是前妻,可真正受伤的却是他自诩“苦心守护”的那个孩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争孩子,尤其是一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对方承担抚养责任。可深入工作后,又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

有人并不是不想养,而是把抚养权当成另一场谈判里的筹码,希望借此争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确实不愿承担“一场意外”背后隐藏的沉甸甸的抚养义务,希望把责任彻底推给另一方。

法律能判抚养权,却判不了爱和尊重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综合审判发展,开始审理变更抚养权、探望权、抚养费等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从刑事法官转型。刚开始办理民事案件时,我有些不适应。刑事案件讲究的是证据确实、充分,构成什么罪、判几年,都有相对明确的法律标准。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

随着办案经验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抚养权案件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够单方面决定结果。孩子意愿、成长经历、抚养意愿、教育理念、经济能力……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裁判天平的倾向。

有些案件,我们还会引入“社会观护”机制,由司法社工对双方家庭进行走访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裁判的参考。这也是少年法庭这些年一直的探索。尽管社会观护报告还不能作为民事案件里的证据,但它往往能够帮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场时,孩子真正的样子。

比如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而进行毫无底线的溺爱,孩子说愿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为爸爸不给他报辅导班,可以打游戏、不用写作业。我们当然尊重孩子的表达,但不会机械地按照孩子一句话作出判决。

法官真正要判断的,是哪一种选择,更符合这个孩子当下和未来的利益。

可办案越久,我越有种无力感。法律可以判决抚养权归谁、探望权如何实现、抚养费如何承担,却无法强行注入“以子女利益为先”的思维模式。

有些父母还是会继续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还是会把自己的怨恨倾倒给孩子,还是会要求孩子站队,还是会让孩子在两个家庭之间小心翼翼地生活。

这些,不是一份判决书能够改变的。

我常跟当事人打一个比方:你们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绳子会断,孩子也会。长期的“拉扯”,会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围。

可能是他(她)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越来越不相信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她)成为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时,依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因为他童年学到的,是对立、控制和站队。这就是创伤的代际传递。

所以,每次询问孩子的时候,我都会先告诉他:“爸爸妈妈都爱你,只是他们现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听听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里,孩子不用替任何一个成年人承担情绪,也不用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愧疚。

在我看来,离婚诉讼中,要做好课题分离,把孩子和其他事项分开。孩子需要的是在父母分开后,依然能够拥有完整的父母之爱。

孩子眼里,真实的爱从来不需要满分,只需要尊重。孩子愿意跟任何一方生活,不代表抛弃了另一方。父母双方都不应该用“为你好”捆住孩子的选择,也不应该用“你选谁”测试孩子的忠诚。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也有自己的感受、判断和渴望。

如果父母的爱只能以“服从”来兑换,那是否代表孩子没有被真正爱过?(文中小雪、小贝均为化名)

张莹讲述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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