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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递客乡去路遥,侨批断肠暮暮复朝朝。封万重山风光梓里(指故乡)成虚梦,侨批惆怅何时始得消。封万重山”1927年,侨批身在印尼的封万重山99久久丫E6陈君瑞在写给潮汕家乡母亲的信中,写了一个大大的侨批“难”字,并附此诗,封万重山用潮汕方言读,侨批韵律更整齐。封万重山
这种被称为“侨批”的侨批信目前存世17万件(16万件在广东,福建约1万件;一说存世19万件),封万重山因承载着“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侨批集体记忆”,2013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亚太名录,封万重山被称为“侨乡的侨批敦煌文书”。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轰动,让“侨批”走入大众视野。
“侨批”的定义仍有争议,一般认为,闽南语中信、批同音,侨批即侨信;但在潮汕地区(现存“侨批” 10万件),批特指“寄钱的信”。“侨批”一词问世不晚于18世纪80年代,但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仍未普及,人们更多称它为“银信”。从“银信”到“侨批”,折射出观念的剧变。
“侨批”已有500余年历史,形成专门行业亦达200余年。一代代人怀揣“批一封,银两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克苦做,猪仔哩着饲。待到积有钱,猛猛归家来团圆”的梦想“下南洋”,并将迷茫、思念、坚持、忠诚凝聚在“侨批”中。
是什么让他们“离而不散”?为什么“猛猛归家”成了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侨批”这么重要……本文主要依据学者魏罗刚的《战后侨批业探析:以正诚信局为例(1945—1949)》和学者曹亚明的《文化创伤与侨批记忆》写成。
一落地便向家中寄钱
饶宗颐在《潮州志》中说:“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华侨信款率托寄于常川来往水客,其信函俗名曰批。”最早的“寄钱回家”史料来自明嘉靖年间(1522—1567)福建石狮的《蔡氏族谱》:“思叔弟也……娶妇后,遂往吕宋(今属菲律宾)求货,叠寄润(钱)于兄弟。”他的二哥“全家赖之”。
郑成功有个日本弟弟,叫七左卫门(二人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田川氏迁居福建时,承诺:“请良人(郑芝龙)托每岁来舶赠银以为资给。”已见侨批业雏形。
侨批业最迟出现于清乾隆年间,至1979年侨信局并入国家银行才结束,上世纪90年代,仍存零星的侨批业务。
侨批业源于“下南洋”。清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称:“闽广地狭人稠,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清康雍乾三代,全国人口从约1亿增至3亿,91免费下载人均土地少、自然灾害多的地区面临巨大压力。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华工出国不再违法。1869年从汕头乘船出洋者超2万人,1879年达3.6万人,1889年超7万人,20世纪初则每年均超10万人。
这些打工者文化程度低,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即“过番歌谣”中所唱:“番邦做工多辛苦,苦过唐山(指家乡)六月天。食饭如同鸡抢米,行慢一步无工钱。一日两飱(两餐)白米饭,臭风咸菜(发臭的咸菜)用油煎。水客带有干咸菜,来到番邦宝贝般。”
他们中很多人靠借钱买船票出洋,一落地便向家中寄钱,“不忘寄钱”“出来就是为了找钱寄钱”的意识深入骨髓。初期寄一两元,还是借来的。因识字者少,且当时中国乡村无门牌号,银信靠“水客”投递。
“水客”是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做小生意的老乡,收10%的酬金,时人称“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侨民兼利己,运输财币返家乡”,“水客”每年只能往返两三次,效率低,却很赚钱。据记载:新加坡“这种水客当时据说有几千人,是跟着海船而往来。每年阳历12月到新加坡,至次年6月方才回国”。1871年至1884年间,仅福建“水客”每年带银信数额即达311万银元。
《潮州志》记:“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
遇到争端 信局先掏腰包
当“水客”的风险大。福建省永春县“街尾水客宋质,一次搭帆船回国,被惊涛骇浪飘至孤岛,粮尽,每日靠几粒花生度命,发誓过四十九就不当‘水客’。轮船行驶南洋后,宋质虽年过五旬,还是一再当‘水客’”。
一些“水客”抓住机会,转营信局。
以“泉州邮政之父”王世碑(1832—1912)为例,自幼家境贫寒,成年后是剃头匠,经同乡介绍,在往返菲律宾的大帆船上当船工,免费帮同乡带银信,百度免费网站入口无需下载后办“王顺兴信局”,只收2%酬金,该局经营80余年,1935年才停业。
据学者陈丽园钩沉,信局不是坐等客户上门,而是定期派专人深入各橡胶园、锡场、工厂接批,这些地方偏僻,华侨经年不见同胞,“听到乡音家讯时,感至流泪,而问长问短,抱头痛哭”。
据《置邮溯源》:“(信局)处理信件以速著称,当轮船还没有下锚停泊前,信件已经搬到小驳船上去。”“比邮局投递得快。”信局重信誉。
据学者牛文娟钩沉,以天一信局为例,银信均由老板郭有品亲押回国,一次遇台风,郭侥幸获救,返乡后靠衣袋中的名单,变卖田产,一一偿付。
客户不满,信局往往先赔付。侨居泰国的文盲丈夫给文盲妻子寄银信,妻子认为信局付款不够,因信上画了4只狗(潮州话中狗、9同音,4狗即36元)和8只鳖(潮州话中鳖、8同音,8鳖即64元),加起来应100元,信局立刻补足。
再如1943年10月,光益信局递银信给郭童闲,没找到郭,就给了郭的亲戚,不久郭本人来讨,表示没收到,光益信局自掏腰包,先行偿付。
信局的派送员收入低,送百封侨批仅得2斤大米或1元国币,却能坚守底线。所以信局发展极快,据20世纪初期有银行调查数据,时新加坡有民信局200余家,槟城有大局6家、中小局70余家,泰国1911年已有58家,印尼有20家。在国内,厦门有70余家,汕头有80多家,香港有20多家。侨批网络基本成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打压东南亚的华侨经济发展,到1931年时,91蜜桃汇入国内的银信总额达7600万银元,一度占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总额的50%左右,被称为“番邦钱银唐山(指中国)福”。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开阔了华侨们的眼界,他们高度重视教育,在侨批中,常叮嘱故乡的妻子留心子女教育。1946年,在香港的高德能给妻子的侨批长达1米,写道:“儿子与女儿不论将来做何职业,须欲知书识字,方可希望出人头天……暹罗猪官、狗官亦多命其子女入学校读中国书,本身亦有请中国人到其家中教中国字。”
他们的男女平等观念强,不仅让儿子上学,也让女儿上学。据在校中学生人数比例统计,广东和福建分别在1933年和1946年位列全国各省榜首。
家族观念撑起一切
在侨批中,最让人不解的是:回批中少谢语,反而常提出物质要求,除一封侨批外,游子们未流露出不满情绪。引人好奇:他们为什么不生气?
学者贺雪峰指出,中国农村呈三种社会形态:
一是小亲族社会,多见于华北、西南等地,父母对子女有无限义务,子女是否孝顺只靠舆论监督;年老后,父母几乎不留个人财产,而是平分给子女,由子女轮流养老;
一是碎片化社会,多见于东北、湖北等地,子女尽孝取决于和父母的关系,舆论作用小,年老后,父母保留部分个人财产。
一是大亲族社会,多见于广东、福建和江浙等地,父母保留全部个人财产,家族直接干预家庭事务,子女不尽孝,将失去家族资源的支持,故老人生活更幸福,子女更守传统价值观。
“下南洋”的华侨多来自大亲族社会,出门旅费靠家族支持,初到陌生国度,找工作、找住处、求发展等也靠家族。在千年流散、漂泊中,磨砺出深厚的客家文化,即《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嬷所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得到年青一代认可。
在侨批中,处处可见对无法尽孝的负罪感:“儿不得在家奉孝,此是不孝之罪。”马来亚华侨林汉松的母亲病逝,他写道:“生不能尽养,看片网站死不能尽哀,不能亲侍膝下,亲视含殓,子职有亏,罪孽深重。”
他们将焦虑化为对传统、对祖先的敬意,乃至对家庭的责任,比如春节寄钱会比平常多四五倍,农历七八日的“普渡”也多二三倍。旅泰侨胞杨捷从赚到第一笔血汗钱后,首先想到的是赎回女儿,他寄钱给妻子,嘱咐“至切赎回吾女回家”。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
有情义、重孝道、爱家、爱国是一体的。据学者黄清海钩沉: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后,菲律宾华侨印制“勿忘国耻”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印有蔡廷锴将军像的信笺在侨批中被广泛使用,配以“救国英雄”字样;1932年后,侨批封多加盖“抵制仇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耻”“同胞快醒,实用国货”等章……
1937至1939年,海外华侨认购公债占国民政府发行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许多华侨回国抗战,曾代表中国足球队两夺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冠军的陈镇和战死沙场……
极少数人实现了发财梦,更多人在“一船目汁(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驰过七洋州,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能回还”中挣扎,还有一些人长眠异乡,与义冢上的对联相伴: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付流水;想做座山,无回唐山,终老尸骨归义山。
在世界面前,一次人生如此渺小,可对个体而言,却是全部。瑞典诗人马丁逊曾写道:“露珠虽小,却折射着整个世界。”17万封侨批,就是17万个信仰写成的故事,无数挚爱过、颠沛过、绝望过、幸福过的生命交汇在其中,封封都值得后来者珍惜。
“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里(指故乡)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1927年,身在印尼的陈君瑞在写给潮汕家乡母亲的信中,写了一个大大的“难”字,并附此诗,用潮汕方言读,韵律更整齐。
这种被称为“侨批”的信目前存世17万件(16万件在广东,福建约1万件;一说存世19万件),因承载着“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2013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亚太名录,被称为“侨乡的敦煌文书”。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轰动,让“侨批”走入大众视野。
“侨批”的定义仍有争议,一般认为,闽南语中信、批同音,侨批即侨信;但在潮汕地区(现存“侨批” 10万件),批特指“寄钱的信”。“侨批”一词问世不晚于18世纪80年代,但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仍未普及,人们更多称它为“银信”。从“银信”到“侨批”,折射出观念的剧变。
“侨批”已有500余年历史,形成专门行业亦达200余年。一代代人怀揣“批一封,银两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克苦做,猪仔哩着饲。待到积有钱,猛猛归家来团圆”的梦想“下南洋”,并将迷茫、思念、坚持、忠诚凝聚在“侨批”中。
是什么让他们“离而不散”?为什么“猛猛归家”成了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侨批”这么重要……本文主要依据学者魏罗刚的《战后侨批业探析:以正诚信局为例(1945—1949)》和学者曹亚明的《文化创伤与侨批记忆》写成。
一落地便向家中寄钱
饶宗颐在《潮州志》中说:“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华侨信款率托寄于常川来往水客,其信函俗名曰批。”最早的“寄钱回家”史料来自明嘉靖年间(1522—1567)福建石狮的《蔡氏族谱》:“思叔弟也……娶妇后,遂往吕宋(今属菲律宾)求货,叠寄润(钱)于兄弟。”他的二哥“全家赖之”。
郑成功有个日本弟弟,叫七左卫门(二人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田川氏迁居福建时,承诺:“请良人(郑芝龙)托每岁来舶赠银以为资给。”已见侨批业雏形。
侨批业最迟出现于清乾隆年间,至1979年侨信局并入国家银行才结束,上世纪90年代,仍存零星的侨批业务。
侨批业源于“下南洋”。清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称:“闽广地狭人稠,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清康雍乾三代,全国人口从约1亿增至3亿,人均土地少、自然灾害多的地区面临巨大压力。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华工出国不再违法。1869年从汕头乘船出洋者超2万人,1879年达3.6万人,1889年超7万人,20世纪初则每年均超10万人。
这些打工者文化程度低,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即“过番歌谣”中所唱:“番邦做工多辛苦,苦过唐山(指家乡)六月天。食饭如同鸡抢米,行慢一步无工钱。一日两飱(两餐)白米饭,臭风咸菜(发臭的咸菜)用油煎。水客带有干咸菜,来到番邦宝贝般。”
他们中很多人靠借钱买船票出洋,一落地便向家中寄钱,“不忘寄钱”“出来就是为了找钱寄钱”的意识深入骨髓。初期寄一两元,还是借来的。因识字者少,且当时中国乡村无门牌号,银信靠“水客”投递。
“水客”是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做小生意的老乡,收10%的酬金,时人称“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侨民兼利己,运输财币返家乡”,“水客”每年只能往返两三次,效率低,却很赚钱。据记载:新加坡“这种水客当时据说有几千人,是跟着海船而往来。每年阳历12月到新加坡,至次年6月方才回国”。1871年至1884年间,仅福建“水客”每年带银信数额即达311万银元。
《潮州志》记:“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
遇到争端 信局先掏腰包
当“水客”的风险大。福建省永春县“街尾水客宋质,一次搭帆船回国,被惊涛骇浪飘至孤岛,粮尽,每日靠几粒花生度命,发誓过四十九就不当‘水客’。轮船行驶南洋后,宋质虽年过五旬,还是一再当‘水客’”。
一些“水客”抓住机会,转营信局。
以“泉州邮政之父”王世碑(1832—1912)为例,自幼家境贫寒,成年后是剃头匠,经同乡介绍,在往返菲律宾的大帆船上当船工,免费帮同乡带银信,后办“王顺兴信局”,只收2%酬金,该局经营80余年,1935年才停业。
据学者陈丽园钩沉,信局不是坐等客户上门,而是定期派专人深入各橡胶园、锡场、工厂接批,这些地方偏僻,华侨经年不见同胞,“听到乡音家讯时,感至流泪,而问长问短,抱头痛哭”。
据《置邮溯源》:“(信局)处理信件以速著称,当轮船还没有下锚停泊前,信件已经搬到小驳船上去。”“比邮局投递得快。”信局重信誉。
据学者牛文娟钩沉,以天一信局为例,银信均由老板郭有品亲押回国,一次遇台风,郭侥幸获救,返乡后靠衣袋中的名单,变卖田产,一一偿付。
客户不满,信局往往先赔付。侨居泰国的文盲丈夫给文盲妻子寄银信,妻子认为信局付款不够,因信上画了4只狗(潮州话中狗、9同音,4狗即36元)和8只鳖(潮州话中鳖、8同音,8鳖即64元),加起来应100元,信局立刻补足。
再如1943年10月,光益信局递银信给郭童闲,没找到郭,就给了郭的亲戚,不久郭本人来讨,表示没收到,光益信局自掏腰包,先行偿付。
信局的派送员收入低,送百封侨批仅得2斤大米或1元国币,却能坚守底线。所以信局发展极快,据20世纪初期有银行调查数据,时新加坡有民信局200余家,槟城有大局6家、中小局70余家,泰国1911年已有58家,印尼有20家。在国内,厦门有70余家,汕头有80多家,香港有20多家。侨批网络基本成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打压东南亚的华侨经济发展,到1931年时,汇入国内的银信总额达7600万银元,一度占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总额的50%左右,被称为“番邦钱银唐山(指中国)福”。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开阔了华侨们的眼界,他们高度重视教育,在侨批中,常叮嘱故乡的妻子留心子女教育。1946年,在香港的高德能给妻子的侨批长达1米,写道:“儿子与女儿不论将来做何职业,须欲知书识字,方可希望出人头天……暹罗猪官、狗官亦多命其子女入学校读中国书,本身亦有请中国人到其家中教中国字。”
他们的男女平等观念强,不仅让儿子上学,也让女儿上学。据在校中学生人数比例统计,广东和福建分别在1933年和1946年位列全国各省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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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侨批中,最让人不解的是:回批中少谢语,反而常提出物质要求,除一封侨批外,游子们未流露出不满情绪。引人好奇:他们为什么不生气?
学者贺雪峰指出,中国农村呈三种社会形态:
一是小亲族社会,多见于华北、西南等地,父母对子女有无限义务,子女是否孝顺只靠舆论监督;年老后,父母几乎不留个人财产,而是平分给子女,由子女轮流养老;
一是碎片化社会,多见于东北、湖北等地,子女尽孝取决于和父母的关系,舆论作用小,年老后,父母保留部分个人财产。
一是大亲族社会,多见于广东、福建和江浙等地,父母保留全部个人财产,家族直接干预家庭事务,子女不尽孝,将失去家族资源的支持,故老人生活更幸福,子女更守传统价值观。
“下南洋”的华侨多来自大亲族社会,出门旅费靠家族支持,初到陌生国度,找工作、找住处、求发展等也靠家族。在千年流散、漂泊中,磨砺出深厚的客家文化,即《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嬷所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得到年青一代认可。
在侨批中,处处可见对无法尽孝的负罪感:“儿不得在家奉孝,此是不孝之罪。”马来亚华侨林汉松的母亲病逝,他写道:“生不能尽养,死不能尽哀,不能亲侍膝下,亲视含殓,子职有亏,罪孽深重。”
他们将焦虑化为对传统、对祖先的敬意,乃至对家庭的责任,比如春节寄钱会比平常多四五倍,农历七八日的“普渡”也多二三倍。旅泰侨胞杨捷从赚到第一笔血汗钱后,首先想到的是赎回女儿,他寄钱给妻子,嘱咐“至切赎回吾女回家”。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
有情义、重孝道、爱家、爱国是一体的。据学者黄清海钩沉: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后,菲律宾华侨印制“勿忘国耻”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印有蔡廷锴将军像的信笺在侨批中被广泛使用,配以“救国英雄”字样;1932年后,侨批封多加盖“抵制仇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耻”“同胞快醒,实用国货”等章……
1937至1939年,海外华侨认购公债占国民政府发行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许多华侨回国抗战,曾代表中国足球队两夺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冠军的陈镇和战死沙场……
极少数人实现了发财梦,更多人在“一船目汁(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驰过七洋州,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能回还”中挣扎,还有一些人长眠异乡,与义冢上的对联相伴: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付流水;想做座山,无回唐山,终老尸骨归义山。
在世界面前,一次人生如此渺小,可对个体而言,却是全部。瑞典诗人马丁逊曾写道:“露珠虽小,却折射着整个世界。”17万封侨批,就是17万个信仰写成的故事,无数挚爱过、颠沛过、绝望过、幸福过的生命交汇在其中,封封都值得后来者珍惜。
泉州火车站已完成设备安装 电子客票月底启用
为提高旅客购票出行体验,中国铁路南昌局自2019年12月22日起至2020年1月上旬,分阶段对80个高铁车站推广实施电子客票,旅客无需取票,刷证即可乘车。记者昨日从泉州火车站获悉,该站相关设备已安装完成,正在调试,预计12月30日启用电子客票。
电子客票乘车更高效
据了解,电子客票有利于推行旅客自助化实名验证、自助化验票、自助办理退票改签等服务,为旅客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出行体验。
购买了电子客票的旅客可凭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通过自助闸机完成验证、进出站验票程序。持机器不可识读购票证件的旅客,在人工实名验证口和检票口,由工作人员扫描其购票信息单二维码、12306手机App动态二维码或手工输入其证件号码核验进站。
乘车时,旅客可通过查询12306账户订单,或查看手机短信、微信或邮件等,掌握电子客票的车次、席位、乘车时间等信息,正确选择车次、座位号乘车。旅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网站下载,或是在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打印“购票信息单”查看所购票的相关信息,进行乘车。
遇到列车工作人员查验车票时,旅客应出示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减价优惠车票的旅客,需要随身携带相关优惠证件(如学生证、残疾军人证)以便查验。
旅客使用电子支付方式通过铁路售票渠道购买的电子客票,均可通过12306网站(含手机APP)或车站指定窗口办理改签、退票手续;在12306网站(含手机APP)注册且通过手机APP成功完成人脸身份核验的旅客,也可通过12306网站(含手机APP)办理其他人使用电子支付方式在铁路销售渠道为其购买的电子客票改签、退票手续。
仍然保留传统售票
现有的铁路纸质车票,为红色条码票和蓝色磁介质车票两种,均采用实名制,集铁路旅客承运合同凭证、乘车凭证、报销凭证等功能于一体,旅客需凭车票乘车。实行电子客票后,车站会继续保留传统售票渠道,满足不同旅客购票出行需要。不会使用互联网购票的旅客依然可以到车站售票窗口或就近的客票代售点,通过传统售票方式购买纸质火车票进站乘车。
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铁路客运服务由纸质客票向电子客票方向优化和重构,实现了旅客购票、进站、候车、乘车、出站、换乘等全过程信息化服务,减少了旅客排队购票、取票的环节,将提升旅客过闸机的通行速度,方便旅客办理退票或改签手续,也解决了丢失车票、挂失补票等问题。(记者吴志明 通讯员吴朋珊 吴禄禄)
泉州一女子借给前男友16.5万元 20年后要求还90万元
原标题:借给前男友16.5万元 20年后要求还90万元
借给前男友16.5万元 20年后要求还90万元
法官调解以40万元结案
海峡网4月18日讯 (泉州网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林钢泉 洪金建)20年前,阿莎(化名)为了支持男友阿夏(化名)的事业,借款16.5万元。但他们最终有缘无分,这笔钱,阿夏因故一直没还。20年后,阿莎起诉要求前男友本息偿还90多万元。
近日,经过鲤城区法院法官调解,阿莎同意阿夏分期支付40万元了结此案。
事情还得从1998年说起。当时,阿夏和阿莎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阿夏在一家公司做装修,为了以后更好地生活,阿夏想自己开装修公司单干。为了支持男友的事业,阿莎借款16.5万元给他,这在20年前是一笔大数目。
然而阿夏最终创业失败。后来,他和阿莎也因故分手。
多年来,阿夏也一直未能还款给阿莎。双方于2013年8月重新签订诉争借条及还款计划,约定如三年内阿夏按期偿还借款本息20万元,双方债务一笔勾销,否则阿夏应支付本金16.5万元及自1998年开始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阿夏的父亲为儿子的这笔债务做了担保。
协议签订后,阿夏还是没钱偿还。去年,阿莎将阿夏及担保人起诉到鲤城区法院,要求他们按照2013年重新签订的借条,依约支付她本息90多万元。
接案后,林法官详细了解原被告的情况。
阿莎告诉法官,自己目前生活困难,不然也不会起诉要求前男友还钱。
阿夏表示,欠阿莎的钱一事属实,非常感谢当初阿莎给予的帮助,无奈创业失败,才导致欠款一直没能偿还,如今自己手头也没钱,希望阿莎能适当减少些。
看到双方都是有情有义之人,法官从他们曾经的美好过往入手,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最终,阿莎同意阿夏分期支付40万元了结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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